随着社会工作的发展和政府购买服务的推广，部分企业背景人士创办了社工机构。公益经历使创办者具备接受社工理念的价值基础，参与社会工作等公益领域可以实现不同于企业的社会价值，同时他们也希望通过社工机构实现社会理想。其优势在于借鉴企业运营的专业化、品牌化策略，借鉴企业管理经验。其面临的问题有对专业理念、方法及相关的专业评估了解不足等；这类机构更容易面临是否营利的质疑。企业与社工机构的关系需进一步规范。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流动，这就在农村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即留守妇女群体。提出农村留守妇女所存在问题即生活质量差、社会地位较低、基本生活保障不足等，从社会二元体制、我国传统观念和农村妇女自身等方面阐述了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以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为指导，分别从间接和直接两方面进行介入路径的建构。以一个34岁农村留守妇女生活质量改善的具体实施过程为结尾，展示了社会工作方法的运用和功能。

叙事治疗是一种根植于后现代主义及社会建构论思潮的社会工作实践新模式。叙事治疗模式可以在“多元中心”“去权威化”的视角下将人的问题外化，通过社工或治疗师的专业技巧协助失独家庭解构被认为是问题的故事，通过寻找例外的事件建构富有正面意义的故事。在对叙事治疗模式哲学渊源梳理及叙事治疗方法分析的基础上，探索社会工作叙事治疗模式介入失独家庭重建实务过程中的个案辅导实践。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寄养模式在我国孤残儿童社会救助与养育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运用和推广。G市福利院以寄养社区培力为理念的家庭寄养工作开展,显著提升了寄养家庭及其所在社区对儿童寄养工作的认同度、参与性和效能感。其社区培力的核心过程从个体、组织和社区三个层面进行，包括寄养家长个体培力、寄养家庭组织化培育、寄养家庭与福利机构伙伴关系建构、寄养社区内部硬件设施改善和外部支持网络构建等五个方面。社区视角的采用和专业社工的引入成为以社区培力为驱动的家庭寄养工作创新的关键。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中的员工流动日趋频繁，员工的离职管理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员工离职面谈作为离职管理的关键环节日益显现其重要性。当前企业员工离职面谈开展的广度和深度因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而未能实现预期效果。于是，依据工作对象的不同需求，将依托工会的内外联动介入机制、依托人事部门的“服务外包”模式和企业内部EAP模式这三种不同方法运用到企业离职面谈中，成为有效的工作路径。在员工离职面谈中引入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落实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推动企业社会工作的发展。

农村老龄化程度日趋严重和大量青壮年流入城市的双重背景，对农村现有的正式养老支持体系和非正式养老体系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加剧了农村留守老人在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问题。提高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质量，应坚持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的农村“社区——家庭”养老模式，发挥机构养老的支撑引领作用，同时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制度。并引进专业人才，提升服务质量。

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监护权相关犯罪的调整范围较窄，主要体现在虐待罪、遗弃罪等少数几个罪名中，在当下已不能满足对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的要求。相较而言，菲律宾刑法对未成年人监护权的立法范围则较广，除了打击虐待、遗弃行为外，将监护人滥用监护权、严重监护失职及利用监护权的性侵行为都纳入了刑法的调整范围。同时，该国刑法还规定了对不当监护人之监护资格的剥夺。借鉴菲律宾对未成年人监护权的刑事立法规定，我国刑法一方面应扩大不当监护入罪的范围，另一方面也有必要增设剥夺监护资格的资格刑规定。

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自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两个阶段的政策嬗变。21世纪以来，针对农村贫困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国务院先后出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医疗救助、农村“五保”供养等一系列农村社会救助制度。但其在运行中仍存在救助标准偏低、救助覆盖面不足、救助配套政策缺乏、救助资源整合不到位、救助管理服务不规范等问题。为提高农村社会救助水平和扩大农村社会救助范围，应从规范与整合救助项目、优化制度设计、增加资金来源、理顺管理体制、健全法律法规等方面完善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

BD市一个专业社会工作机构的生长发育表明，现代组织体系建设中，国家、社会和行业的互动格局影响和制约着社会组织的培育。在强政府依赖的模式下，社会组织体系建设的关键在于政府的支持，其次是行业建设和自身的能力建设。基于本土国情，在公共服务政府采购模式推广前提下，对于现代组织体系建设，应采取梯度—分层的双轨三元配套输送采购刺激生长模式。

 新型城市化的关键是人的城市化，是农村人口在就业所在地的社会融入，以及与当地城市居民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郊区街道地处城乡结合部，“双二元”居住人口结构决定了郊区街道的社会治理难度。郊区街道已经成为反映中国社会转型、变迁的一个活标本。“多元参与”是新型城市化背景下，优化郊区街道社会服务与管理方式的必然选择。

南京市建邺区“一委一居一站”模式改革是对2005年以来居站分离改革模式的继承和发展，它着力于解决我国社区管理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瓶颈问题，力图构建政党、行政、自治三重权力分工协作的社区治理网络。这一改革模式采取街道社区一体化改革方案，强化社区基层力量，加强社区党建，增进服务民生，恢复社区居委会自治属性，有效履行了政府基层行政管理、社区服务和社区自治三大功能。但同时，“一委一居一站”模式下社区居委会面临多重挑战，需要重新进行职责定位。

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是广州市推行公共服务的重要载体，以往的研究重点关注其管理、运营、评估等方面。其实，从地理学的角度，借鉴空间研究的可达性概念来分析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提供服务的空间分布问题，更有利于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精神。人口特征、需求分布和可达性是影响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空间意义上的重要因素。公共服务提供者可依据公共服务空间分布模型来设计、反思和改进。  

 协同创新体制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各主体之间以及主体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在“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年计划”）思路指引下，我国实行的是政府引导，企业、高校、研究机构自主协同合作体制。协同创新机制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各主体、各组织的内部合作方式与要素关系的总和，它是一个复杂的关系系统，主要遵循知识扩散动机和动力最大化原则、技术转移梯度最小原则、以知识为主的资源互补性最大化原则、个体成本收益率最大化原则和创新能力差距适度化原则。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滥觞于德国，用于解释包括官吏与国家之间、学校与学生之间等特别权力法律关系。二次世界大战后几经修正，以迎合民主、法治及人权思潮的兴起。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对于完善我国高等教育行政法制建设具有积极借鉴意义。一是彰显维护人性尊严及保障基本权利之法律价值；二是科学合理界定高校自主管理权；三是厘清大学生享有的权利类型；四是构建完善的高等教育行政救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