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和转型的关键年，党和国家对社会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期盼，社会工作既迎来了体制机制改革带来的发展良机，也面临着专业转型的深层挑战。2024年，社会工作学术共同体积极践行社会工作的时代使命，立足于“理论—制度—实践”三重维度，围绕八大核心议题，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理论维度，学界聚焦于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着力推动社会工作理论的本土化进程，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基于中国情境提出理论建设的方向。在制度维度，学界围绕党领导下的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建设、社会工作组织和人才发展等议题，探索社会工作学科和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方向。在实践维度，学界立足于中国社会工作实践，基于社会工作在基层治理、医务健康、“一老一小”服务和公益慈善领域的服务展开深入研究，实现了面向实践的知识生产。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学界需要持续推动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加强数智融合研究，同时在国际舞台上讲好社会工作的中国故事。

文章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潜在类别分析和OLS回归方法，先分析城乡青少年抑郁现状，再识别城乡家庭隔代支持类型，最后揭示隔代支持类型对城乡青少年抑郁的影响。研究发现：城乡青少年抑郁水平有显著差异，农村青少年抑郁水平更高，体现在做事费劲、愉快、快乐和悲伤难过因子上，但是留守与非留守青少年抑郁水平无显著差异；城乡家庭存在两种隔代支持类型，即疏离—弱功能型、亲近—强功能型，且城乡青少年、留守与非留守青少年无显著差异；隔代支持类型仅仅对农村青少年抑郁有显著影响，疏离—弱功能型隔代支持有抑制作用，亲近—强功能型有增强作用，体现在情绪低落和生活难以继续因子上；隔代支持类型对留守与非留守青少年抑郁的显著影响存在差异，亲近—强功能型隔代支持可抑制留守青少年抑郁，疏离—弱功能型隔代支持可抑制非留守青少年抑郁，体现在情绪低落、做事费劲和悲伤难过因子上。

随着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社区面临治理模式滞后和治理效率低下的双重困境。社区智治模式通过整合先进的数字技术和智慧化管理手段，实现对社区事务的高效、精准治理，成为解决上述困境的有效路径。广州市旧南海县社区通过政府引导、市场助力与社会参与，构建了智慧安防、智慧消防及智慧医养体系，实现了老旧小区的智慧化转型。基于旧南海县社区智治的理念、机制和模式，文章构建了多元治理理论模型，并提出加强科技支撑、推动多元共治以及保障居民主导等实现社区智治的实践路径。

质性Meta整合方法能够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不同文化语境中家庭照护者的共性与异质性经历，从而为中国构建支持家庭照护者群体的社会工作介入框架提供比较层面的实证支持。文章运用质性Meta整合方法，最终纳入关于中美两国老年癌症患者成年子女家庭照护者照护经历的文献32篇(关于中国照护者的文献19篇、关于美国照护者的文献13篇)，整合了负性体验、适应与积极体验、既有支持、照护需求四个共性的一级主题，以及若干二级和三级主题。研究发现，影响中美两国老年癌症患者成年子女照护经历异质性的元素主要体现在二级和三级主题层面，与之相关的四个主要结构因素为与癌症和照护相关的文化、专业医疗服务系统、就业保障与医疗保险体系、信仰体系。建议社会工作者从个体支持、本土文化语境、医疗体系整合及政策倡导四个维度入手，为中国照护者提供全面支持。

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SS2023)”，运用最小二乘法回归(OLS回归)模型分析互联网使用频率对银发群体志愿服务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我国银发群体志愿服务参与程度较低，且志愿服务种类单一；互联网使用频率对银发群体志愿服务参与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即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该群体志愿服务参与程度越高；社会资本能够显著正向影响该群体志愿服务参与，但在互联网作用机制中不能够发挥中介效应。因此，倡导积极老龄化，提升银发群体的数字素养，优化互联网对于银发群体社会资本的转化机制，对增强该群体志愿服务参与程度具有重要意义。

政策效果测量以反映政策整体目标实现程度为中心，因此文章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政策效果评估为起点，在政策目标达成评估理论模型指导下，建立结合事实与价值的政策效果测量指标体系，评估政策效果并探寻其影响因素。采用多维度评估方法，包括效益性、效率性、充分性、经济性、公平性、回应性、适当性、稳定性8个主维度。通过问卷调查和专家访谈，收集甘肃、陕西两地数据，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通过模糊综合评价法量化评估政策效果。结果显示，政策效果整体较好，尤其在充分性和效益性方面，但在回应性和公平性方面表现较差，存在城乡、区域差异。采用霍恩—米特模型进一步分析政策效果影响因素，发现政策标准与目的、资源、执行与干预、环境四大因素对政策效果有显著影响。研究表明，政策执行与干预是政策效果的核心影响因素，而政策标准与目的起到“指挥棒”作用。建议未来制定政策时考虑公平性和回应性，增强政策的城乡、地域公平性，提升对老年人需求的回应性与互动水平。

随着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规模不断扩大，作为社会治理的新兴专业力量，社会工作越来越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如何科学地检验社会工作服务的专业性与有效性成为社会工作面临的重要议题。CIPP模型作为一种注重“改进”的实务评价模式，因其系统性、全面性、改良导向而与社会工作项目评估具备适切性。文章将CIPP模型用于H机构农村学前儿童托管项目评估，结合德尔菲法构建评估指标体系，对现有的评估体系进行补充和优化。通过对项目进行背景、输入、过程、成效四方面的评估，提出加强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增加经费预算、深化调研需求、重视服务质量、改善项目服务方案、提升督导效能等改善建议。为优化与完善社会工作评估体系，要健全反馈性评估机制，重视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推动审核式评估转向增能评估，确保实现社会工作评估的绩效考察和专业成长双重目标，真正落实“以评促建、以评促改”。

“五社联动”机制被逐步嵌入社工站建设和发展之中，对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具有重大意义。为深入剖析“五社联动”机制协同治理的优化路径，文章采用案例法，以协同治理理论为视角，基于浙江省社工站建设经验来探讨“五社联动”机制协同治理的实践过程。研究发现，“五社联动”要素资源发展呈现出有序性，“五社联动”机制协同治理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形成治理理念”、“构建治理机制”和“提升治理成效”，体现了平台化、在地化和专业化的协同治理发展特征，表现为纵向协同与横向协同。“五社联动”机制协同治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服务目标与过程矛盾、要素资源开发与主体联动不足、协同发展能力受限和专业化程度不高等四个困境，其优化路径强调协同的动机整合、内源驱动和秩序重建。“五社联动”机制协同治理优化的关键是发挥党和政府的主导作用，促进“五社联动”要素的赋能，使多元主体通过协商形成共同目标，实现共同行动，从根本上提高服务质量，激发社区内生活力。

以河南省林州市W村留守儿童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式访谈方法对10名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情感缺失问题进行分析，发现留守儿童家庭情感缺失主要表现为情绪积压、出现偏差行为、错误认知和社交能力差四个方面。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指导下，运用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和互动模式，通过三阶段七次小组活动，对留守儿童家庭情感重塑进行小组工作介入。研究表明，小组工作对改善留守儿童家庭情感有催化作用，从留守儿童个人及其环境系统介入有助于缓解父母家庭功能缺位的负面影响，良好的家庭沟通有利于促进亲子关系缓和。

随着人们更加频繁地借助怀旧缓解焦虑和抵抗不确定性，社会工作服务越发重视怀旧疗法的运用。基于怀旧疗法的历史溯源和应用考察，社会工作与怀旧疗法有望进一步实现融合发展。社会工作不仅需要灵活运用叙事性怀旧、工具性怀旧、传递性怀旧以及整合性怀旧四种服务模式，还需要遵循风格匹配、情境链接、回忆救赎、叙事解构、认同重构以及托物寓意的实践框架和行动步骤，同时要把握审美匹配、怀旧锚定、时空隐喻、生命故事等核心技术。

赋权是老年专业服务领域的基本理念，但是为独居老人开展的社会工作服务却因缺乏积极老龄化视角而难有成效。文章将积极老龄化的理论内涵嵌入赋权理论的实践框架，构建了独居老人社会工作服务“主体—健康—参与—保障”(AHPS)四维赋权框架，并以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官方网站发布的17个社会工作干预独居老人的典型个案为例，运用最小可能关键个案的研究逻辑对文本资料展开内容分析。研究发现，主体性赋权策略侧重于案主的自我反思能力，相对忽视其理性决策和独立行动能力；健康性赋权策略普遍关注案主的心理健康，但缺乏对其身体健康状态的关注。此外，社会工作者对参与性赋权的整体关注不足，在保障性赋权上侧重于制度资源的链接，而社区保障制度搭建的相关措施相对薄弱。AHPS是一个包含积极老龄化视角的赋权干预框架，可以为独居老人社会工作服务提供一个可行的实践指南。

文章以素质—压力模型和心理健康三因素模型为基础，探讨校园人际关系(即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如何影响农村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即抑郁、焦虑、压力)，并对比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差异。以W县452名农村儿童为样本，通过分层回归分析发现，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对农村儿童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影响，同伴关系的影响效应比师生关系的更强；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校园人际关系对抑郁水平的影响上具有显著差异，即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对抑郁的影响在留守儿童中更显著。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模式已是一种常见的社会服务供给手段，服务成效评估是该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采用主题分析法对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利益相关方的访谈进行分析，试图说明购买方与服务方所理解的服务成效具体为何、有何差异、缘何如此。研究发现：购买方所认知的服务成效包括服务项目产出数量、服务项目创新、领导肯定和服务提供；服务方所认知的服务成效包括服务对象的改变、满意与认可、服务策略和服务提供；两方对服务成效形成了多元、差异和错误认知，并且在实践中服务方会向购买方的认知靠拢。究其缘由，现行购买服务模式并非真正完善的准市场机制，这使得成效概念被混淆，成效话语被垄断，专业成效在一定程度上被行政权力扭曲。

社工机构的主体性建设是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然而，社工机构参与社区治理面临主体性缺失问题。分析宏观社会结构与微观实践场域发现，本土实践脱离与主体性建构偏移是社工机构主体性缺失的生成逻辑。重塑社工机构主体性，需要社工机构在嵌入和扎根社区、融入居民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多元治理主体平等交往和协商互动中，通过价值主体性和专业主体性建设以及主体性交互建构，实现其价值主体性的系统性重塑。由此，提出“价值—能力—关系”三维嵌入路径，在实现社工机构的有效嵌入中重塑其主体性。

随着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逐步深入，以及中央社会工作部的成立，强调以整体视角观照和干预社会问题的宏观社会工作理论模式，正日益彰显其重要价值。宏观社会工作理论模式聚焦于社会结构性问题并加以系统的思考和行动，这对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与社会转型同步并进的情境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基于对国情的深入分析可知，县域社会工作乃是宏观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关键实践路径，对新阶段中国社会工作的整体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宏观社会工作理论为指引，县域社会工作应遵循目标导向、规划先行、特色融合、实践推进、能力提升的实践方向，并确立相应的体制机制，以推动中国社会工作的高质量发展。

技术取向的研究强调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和自主权威，艺术取向的研究强调知识的流变性和反思性，以及社会工作在具体情境中呈现的“专业”。中国社会工作正处于从“本土化”到“本土自觉”的转型阶段，新阶段需要触及本土化更核心和更深入的部分。将“伦理实践”推向研究前台，关注实践中人背后的伦理精神，或许可以成为本土化路径中新的增长点。基于对苍县的田野实践，以县域内的社工机构及其行动者为研究对象，发现县域社工机构的伦理实践表征：关系性组织生态、属地化项目运作和在地化服务实践，以及这些实践表征背后的伦理精神编织过程。这些伦理实践精神逐渐结构化，继而反过来建构该生态，延续专业的某些特质，最终产生专业发展中的“扳道工”效应。

新形势下社会工作实践遭遇新挑战，在参与乡村振兴过程中出现专业闭锁现象。其主要表现为在专业目标闭锁中社会工作者主体性与服务对象主体性的双重缺位，在专业路径闭锁中社会工作者的形式主义困局，以及在专业价值闭锁中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认同危机和专业价值迷思等困境。社会工作实践专业闭锁会导致社会工作无法在助推乡村振兴中发挥专业优势，影响其专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对此，社会工作实践要从专业观、本土观、历史观和融合观等方面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具体对策包括提升专业自信，构建中国自主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强化本土观，建立地方性社会工作理论方法体系；树立历史观，建立行政逻辑与专业逻辑的融合性介入路径；强调融合观，建立政校社协同发展的社会工作实践体系。

边境地区作为基本公共服务中的劣势空间，其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问题亟待解决。文章以靖西市乡镇社工站为例，从可获得性、可接近性、可接受性、可适应性四个维度探究边境社工站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政府通过优化边境资源配置实现乡镇社工站的全覆盖，增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社会工作者遵循助人价值和生活实践面向边境居民开展服务，以机会均等原则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接近性；社会工作服务注重赋能提高服务对象的能力，助推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接受性；社会工作者保持文化敏感，尊重民族文化和习俗，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可适应性。边境社工站通过构建多元化的服务主体合力机制、重塑社区公共性机制以及赋能边境居民与社区形成合作机制，推动边境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

在国家社会服务购买与评估政策指引下，乡镇(街道)社工站专业服务评估受实证主义、建构主义等不同理论取向交融影响。作为个案研究对象的粤港澳大湾区G市，其乡镇(街道)社工站专业服务评估自2010年以来历时十余年的发展，经历了初始、分散、统一、优化与转型五个阶段，各阶段在评估目标、主体、内容和体系框架等方面存在共性和差异。专业服务评估的逻辑演变体现在语境、价值、工具三个层面。一是语境层面，体现为政府部门对社会工作专业从探索培育转为精细管理；二是价值层面，体现为评估体系导向从专业至上转为专业与行政双重驱动；三是工具层面，体现为评估数据采集手段从以定性方法为主转为由混合式评估主导。基于行政导向与技术理性的评估逻辑演变，乡镇(街道)社工站运行体系需对督导职能弱化及回归、服务短期任务式及破解、服务对象参与不足及应对、评估精细化的适度把控等问题进行反思。

基于2023年内蒙古医务社会工作者动态调查数据，分析内蒙古227名医务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运用量化研究方法分析、探讨公共服务动机、自我效能感和专业认同对其专业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服务动机、专业认同和自我效能感会显著正向影响医务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同时专业认同在公共服务动机与专业能力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自我效能感在公共服务动机与专业认同之间发挥调节作用。医务社会工作者自身应通过持续实践、学习和专业培训提升自身能力，同时医院应加强社会工作服务与管理，确保医务社会工作者在跨学科合作中能有效提升服务质量，实现服务对象的健康福祉。

伴随着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快速推进，儿童友好社区营造逐渐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然而，我国儿童友好社区营造存在研究深度不够、实务过程单一、服务效果欠佳等问题。文章基于“步行巴士计划”案例，在强调社区在空间规划、公共服务供给、儿童权益保障等方面统筹优势的基础上，从儿童独立活动性视角出发，为儿童友好社区营造构建了一个整体性的行动框架。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乡村内生动力激发成为这一战略实施的关键。尤其是随着山区县域乡镇社工站快速铺开，日趋“空心化”的偏远乡村所面临的人群和区域双重弱势日益突出。偏远乡村的内生动力挖掘成为乡村振兴亟待解决的难题。尽管西方的新内生发展模式已经注意到内生性和外生性因素结合的必要性，但是并没有对两者如何结合做出清晰解释。为此，有必要就山区县域乡镇社工站助力偏远乡村内生动力生产过程进行研究，以便找到偏远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及其学理依据。通过对泉州市D县两个乡镇社工站为期一年的个案研究发现，偏远乡村同时面临人群和区域双重弱势。其内生动力的生产依赖“人群—区域”双层内外互促机制建设，即在协助弱势人群增进彼此内外互促过程中引入社会力量，盘活区域资源，并拓展人群在区域层面的内外互促机制。这表明内生动力生产需要超越内外二元对立的哲学视角，把人视为具有自觉意识并且能够带动内外互促的行动主体，从而生产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在实现共建共治共享进程中，低龄老年人是参与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力量，但其参与过程面临主体融入机会挤压化、基层参与行为分疏化、共同体供需匹配参差化等阻碍。文章基于嵌入性理论构建“关系—动机”的阻碍生成逻辑框架开展研究，发现社区在外部约束和利益考量的叠加作用下采取策略性妥协行动，致使供给侧的合作支持羸弱；低龄老年人在斥力感知和价值维持的叠加作用下采取漠然性适从行动，致使需求侧的参与动力消弭；供给侧与需求侧双向约束的催化作用，共同造成了低龄老年人参与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阻碍。因此，亟须从强化供给侧回应力和需求侧表达力着手，达成资源流与信息流的高效畅通，促进低龄老年人参与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项目制引入专业社工机构，对提升社区治理质量具有重要作用。既有研究关注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服务的过程、困难和效果，但忽视了项目结束后社区组织如何巩固服务成果。C市S社区居委会的实践表明，面对社工项目结束后产生的挑战，社区从“适应性重构”的角度出发，采取“生存性应对策略”、“发展性应对策略”和“支持性应对策略”，建立了一系列实践机制，如培养接班人、分工协作、动员社区积极分子以及寻找合作伙伴等，确保了服务的持续性。为了实现社区服务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除了确保项目高质量实施，还应注重培育社区的自给自足能力，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并推动社区自组织的长期建设。

循证社会工作在促进社会工作有效性、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化、弥补理论与实践脱节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使其成为实现社会工作“好的实践”的可能策略。然而，兴起于西方社会的循证社会工作在中国实践中价值和限度并存。文章通过梳理和分析循证社会工作在中国本土实践探索中的价值和限度，从西方开展循证社会工作教育、建设证据审查制度、创建证据库、建立证据传播制度的经验启示和中国实践情境中本土知识体系建设两个方面，探讨了循证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循证社会工作的发展，既要注重学习借鉴西方循证社会工作的证据制度化建设经验，体现科学性；又要注重符合中国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的本土方案研究，体现中国循证社会工作的内在特性。

新时代学校社会工作建设发展旨在推进学校更好地发挥育人主导功能，并促成家庭、学校、社会建设协同育人治理体系，然而学校社会工作何以可能、何以可为？基于对濮阳市实验小学的调查研究发现，学校社会工作的建设发展需要以校园文脉建设为前提，在文脉建设过程中拓展学校德育工作的内容与形式，基于文脉符码联合家庭探索针对性育人方式，以文脉表意实践嵌入地方社会治理过程，这为家庭、学校、社会多元主体建设协同育人生态系统提供了行动共识和沟通基础，给学校社会工作发挥治疗、预防和发展功能提供了实践资源。本土化的学校社会工作需同学校德育工作紧密耦合，依托德育文化和地方文化发挥预防、发展功能，结合专业化需要探索治疗功能的实践形式及载体。

运用NVivo12 Plus质性研究软件对省级老年助餐政策文本进行词频、编码及聚类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解读现有政策。研究表明，我国老年助餐服务整体处于起步阶段，各省积极落实中央政策部署，扩大老年助餐服务范围。但整体上，各省缺乏可依靠的法律工具，对助餐点可持续性经营关注不够，助餐增值服务范围与执行标准不够明确，对政策执行效果的关注度有待提升。未来各省要完善老年助餐服务领域的法律法规建设，关注老年助餐服务可持续发展，明确增值服务范围及执行标准，并关注政策执行效果，推动老年助餐服务规范化、专业化发展。

新时代背景下，新质生产力作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社工站作为基层治理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已成为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需求的重要平台。通过对M市X社工站的深入观察与访谈发现，当前社工站的服务效能受到专业人才不足、科技创新欠缺、资金支持匮乏、服务对象需求意识薄弱等方面的限制。在新发展阶段，面对高质量发展提出的新要求，需要从新质生产力视角审视社工站服务效能受限的困境。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社工站建设，需要从技术创新、专业人才培育、多元化资金筹集以及服务对象需求意识强化等维度协同发力，从而有效推进社工站服务效能的高质量发展。

在社会结构多元化、外部环境复杂化的现代化社会中，草根公益组织与基层政府之间关系疏远的现象时有发生。文章基于开放自然系统理论，对山东省Y县S组织与基层政府从建立合作关系到关系疏远的过程进行个案研究。研究发现，S组织对资金、合法性的需求与基层政府工作任务的压力促使双方建立合作关系。但开展合作后，由于S组织参与者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而基层政府难以采取恰当的解决措施，最终双方关系逐渐疏远。合作过程中互动关系的失衡、行动目标的失调、行动逻辑的冲突，是导致双方关系转变的深层原因。

政府数据安全治理应遵循三重基本逻辑：一是数据自由与数据安全的平衡；二是数据主权与数据权利的统筹；三是数据科技与安全制度的融会贯通。数据安全规制重心在于将上述理念融入政府数据安全的差异化治理，化解安全困境，更新整合大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防护的法律机制，厘清数据增值利用过程中自由与安全的边界，筑牢和加固数据流动安全，切实保障国家数据主权及个人数据权利，推动数据安全技术和法律框架的深度融合，确保政府数据链安全。

社会工作是党和政府实现社会治理的关键协作力量，而县域则是社会工作发展的关键区域。因此，深入研究和阐释县域社会工作发展尤为重要。文章将县域作为社会工作发展的研究场域，从领导注意力的角度切入，以领导注意力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作为分析核心，构建两者相互塑造的运作机制。通过对T市社会工作10余年发展历程的深入分析发现，领导注意力的聚焦能够促进社会工作者群体从基于理性计算的工具性关系，转变为基于专业情感认同的共同体关系。在理论层面，在分析社会工作发展时，应引入领导注意力和专业共同体的视角，并探讨两者之间的互动塑造机制。在实践层面，社会工作发展应重视县域政府领导注意力的分配，通过政策支持、资金分配等方式，构建县域专业共同体，促进社会工作深入发展。

人力资本对社会工作者离职倾向具有重要影响，教育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技能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直接负向影响，而健康人力资本的影响不显著，表明人力资本影响存在类型差异。教育人力资本和技能人力资本都会通过工作满意度的中介作用而间接影响社会工作者离职倾向，表明人力资本的影响路径存在复杂性；教育人力资本和技能人力资本对社会工作者离职倾向的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代际差异，表明人力资本影响存在代际分殊性。需要根据人力资本对社会工作者离职倾向影响的具体机制和效应特征，采取相关措施，以降低社会工作者的离职倾向。

基于中共中央、国务院及相关部门颁布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政策文本，在文本挖掘的基础上，结合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政策的内容特点构建PMC指数模型，对具有代表性的12项政策进行评价。研究表明，在选取的12项政策中，有2项政策为优秀，8项政策为良好，2项政策为可接受，无不良政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政策的总体质量良好，但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采取TM-PMC指数模型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政策量化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研究与分析，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政策的持续发展与改进提供对策建议。

我国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起步较晚，针对该制度的研究也尚未形成相对清晰的脉络。文章采用系统评价的循证方法，在筛选、纳入和分析相关中文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梳理我国现有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研究的特征与导向。我国关于儿童强制报告制度的研究存在理论建构、政策完善、情形认定、报告机制四个导向。通过对每个导向的深入分析，为我国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的后续研究方向提出四个方面的建议：尝试构建多学科理论体系，转向本土化取向的政策分析，补充各报告主体的情形认定证据，探索社会层面的报告机制完善。

作为生产力新一轮跃迁升级的样态体现，新质生产力正以颠覆性的技术手段推动社会各领域深度转型升级。随着中央社会工作部的成立，作为回应社会问题与人民需求的主力军，新本土社工人才队伍如何在新质生产力发展实践中实现高质量建设已然成为现下的热点话题。研究发现，社工人才队伍建设与发展新质生产力存在双向赋能的耦合机理，新质生产力驱动社工人才队伍建设迭代升级，社工人才队伍建设也在实践中支撑新质生产力有力发展，两者在发展的目标维度与价值维度上存在较高的一致性。在现实情境中，社会工作专业虽然不断配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但仍存在社工人才队伍建设目标与内容脱轨、队伍建设支撑不足与队伍建设定位模糊等问题。为此，需要确立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培育定位，构建以新质生产力为内核的建设机制，探索以“社会工作+数智”为要点的实践道路，推动新本土社工人才队伍高质量建设。

全面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实现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成为重要的治理议题。政府发包、社会力量外包，作为一种追求“国家—社会”共同在场的项目进村模式，在实践运转中呈现出行政化特征，面临乡村自主性微弱、服务覆盖面狭窄、项目连续性中断等多重有效性考验。从合作生产的视角出发，文章构建了“结构—过程—价值”分析框架，对N市S社区运作“巧嫂”项目展开分析。研究发现，社会组织通过服务外包驱动村级治理组织进入结构化过程，为项目运作构筑合作制组织结构，以激活村民参与的自主性；通过合作规划、合作设计、合作交付以及合作评估的全过程再造形成服务的链条式衔接，进而拓宽服务覆盖面；在重塑乡村公共性的基础上识别、共创了优质高效的服务价值、回应参与的治理价值、信任合作的社会价值。并且，结构创制、过程再造、价值共创三大机制耦合循环、联动作用，对项目制的基层运作、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具有一定镜鉴意义。

文章依托“活出轻龄感——农村老年女性健康促进小组”项目，选取24名农村老年女性为研究对象，基于主观年龄这一独特视角，设计并实施了一系列健康促进小组活动。采用经典实验设计，对干预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实验组老年女性在外表年龄和自评健康水平方面出现显著性变化，而对照组则未观察到此类变化，表明干预有效。社会工作者协助农村老年女性追求“轻龄感”，既丰富了她们的生活体验，使其在主观上感到更加年轻，又显著提升了她们的健康水平，为老年女性健康促进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建构更科学、更多元的残障者就业培训模式意义非凡。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个城市访谈调查后发现，现有残障者就业培训存在3个核心问题，即缺乏与实际岗位的联系，缺乏真实情境的实战训练，缺乏职业基本素养培训。视障咖啡师就业培训项目是以胜任力模型为指导，由社会工作者与专业咖啡师共同担任培训导师所进行的全面、系统和创新性的实践探索。项目结果显示，参与项目培训的7位学员中有6位达到实习咖啡师水平，其中有4位成功就业。根据案例研究，建构出可推广、可复制的“基于胜任力模型的社会工作者参与下的残障者就业培训模式”，并对该培训模式的总体思路与原则、社会工作者与专业培训师的关系、实践框架、实践流程进行了具体说明。

失独家庭因独生子女意外离世而面临多重困境，需要政府、社区和社会组织提供帮扶和专业服务。文章以上海市X区“金色阳光”项目为例，运用需求溢出理论，以失独家庭需求为导向，为其构建分层的社会支持，从而有效治理失独家庭需求溢出问题。通过对该项目服务的分析，为理解、关爱和服务城市失独家庭提供参考，同时助力社会组织探索新型失独家庭服务模式。

在个案咨询或个案会谈中，准确把握案主言语的真实意图并对之进行有效的言语回应十分重要，它决定着个案会谈的进程、方向、质量及效果。个案会谈中案主的每一个话语或言语行为都可以被视为一条深不可测的“言语之河”。为了避免个案会谈中的“言语冒险”困境，应以“言语探险精神(态度、观点与方法)”来应对。个案咨询者(服务者)的“言语探险”，可以基于对案主言语行为的数据、信息分析之上，从数据、信息、知识(默识)、理论与智慧(灵性)五个层面逐次或相互交叉展开。由此，在个案会谈中就能够开展更有深度与广度的“同理与共情”，也能够促使个案咨询者(服务者)的言语回应具有更多客观性、科学性与逻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