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运用CiteSpace软件，以2003年至2023年间CNKI收录的1813篇志愿者激励研究文献为样本，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和可视化技术，绘制高频关键词聚类等知识图谱，分析我国志愿者激励研究的现状、热点和发展趋势。研究发现，过去20年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快速增加，其研究焦点高度集中于青年志愿者群体；研究主题包括志愿行为的可持续发展、志愿者激励机制与政策等；呈现出研究对象多元化、研究主题本土化、研究内容紧扣时代热点等特点。探索志愿者差异化激励措施、健全志愿服务支持保障制度及构建协同激励网络等成为该领域未来的主要研究方向。

2025年，社会工作学术界积极回应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要求，聚焦“知识—服务—生态”三重维度，围绕文献中浮现的八大核心议题展开讨论，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知识维度，学界围绕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推动研究范式从“专业嵌入”向“制度协同”转型，立足于本土化自觉，从实践场域中提炼实践智慧。在服务维度，学界围绕面向基层治理的社会工作、面向城乡融合的社会工作、面向群体的社会工作，以及面向大健康的社会工作，持续关注不同场域、不同人群的实务创新与发展，推动社会工作实践与本土情境的深度融合。在生态维度，学界就社会工作的组织形态和专业人才发展面临的新挑战、社会工作数智化的新进展、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新形势等领域开展研究，从组织载体、技术赋能与人才培养等层面共同构建推动社会工作可持续发展的专业生态系统。其中，县域社会工作、新就业群体社会工作和人工智能驱动的社会工作成为新的热点研究议题。为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社会工作未来应加强知识体系建设和专业干预模式探索，在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彰显专业优势。

数字化作为一个“完全的社会事实”，为社会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也引发了复杂的伦理挑战，亟须进行前瞻性识别与系统化应对。社会工作数字文化环境是指由数字技术应用及其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共同构成的综合环境。构建社会工作数字文化环境有助于推动数字技术与社会工作伦理价值融合，保障专业伦理的有效践行。目前我国社会工作机构、服务与人才培育三个层面在数字化转型中呈现差异化特征，并面临不同的伦理困境——机构数字化转型存在隐私保护与知情同意问题，服务数字化转型涉及算法偏见、服务中断、责任稀释及能力界限问题，人才培育数字化转型则面临专业关系建立与伦理敏感性培育的挑战。社会工作从业者需推动构建社会工作数字文化环境，加强与技术领域的跨领域协作，强化伦理导向的技术设计，制定数字技术准入与应用标准清单，并开展智能化、精细化的伦理实训教育，以系统预防伦理风险。

在社会救助体系多元化发展背景下，社会工作介入模式转型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文章比较嵌入型与吸纳型两种模式在管理机制、组织依附、资源整合与服务回应上的差异，揭示其转型过程中存在的实践困境与制度张力。从制度、治理与专业三重逻辑分析转型动因。该过程反映了国家在提升救助执行效率、整合多元资源与重塑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制度需求。构建制度保障—治理协同—专业赋能三位一体机制不仅有助于破解现实难题，也能为理解社会救助体系由管理型向协同型演进提供新的学理视角。

社区工作者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其专业化进程中的现实困境直接影响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提升。文章采用参与式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探讨在行政化与专业化交织背景下持证社区工作者面临的职业困境及其应对策略。研究发现，在双重制度逻辑影响下，持证社区工作者的职业困境在决策冲突、角色冲突和实践冲突三个维度均有体现：有限精力与多重要求难以平衡；行政与专业角色之间定位模糊；专业知识与实际操作悬浮脱节。持证社区工作者形成了情境性、整合性、防御性和关系性四种应对策略。这些策略有助于个体在复杂环境中保持工作的高效与稳定，同时也折射出行政要求与专业实践之间双重张力对其职业体验的影响。未来相关议题的探索需关注复杂制度环境中一线社区工作者的工作体验及困境，以提升社区治理的整体效能。

当前人类社会已步入快速发展的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成为人们生活的基础和重要内容。在此背景下，数字韧性作为个体或组织在数字化时代面对意外或挑战的反应以及适应和应对这些变化的能力，成为一个新的重要学术议题。“数字韧性”概念由“韧性”概念发展而来，其发展历程呈现出“韧性—信息系统韧性—数字韧性”的轨迹。现有相关研究在数字韧性的价值取向、测评体系和提升路径等方面存在诸多不统一。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在对数字韧性概念和内涵进行溯源的基础上，基于中国特定人文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探索并建构有关数字韧性的中国知识体系。

智能辅助技术赋能养老服务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养老服务的精准化与人性化，其本质是算法权力与人本价值的动态平衡。技术逻辑的演进路径表明，物联网架构与多模态感知系统的协同作用虽能提升服务效能，但也可能因为老龄群体的认知能力衰退导致知情同意机制实质失效、全域监控技术侵犯老年人隐私以及难以判定法律责任主体等新型法律风险。对此，法律规制需构建“技术适配法律”与“法律引导技术”的双向调适机制。在操作层面，建立适老化的分层告知同意框架，通过交互界面简化与算法解释权强化保障决策自主性。在数据治理层面，引入动态化的被遗忘权制度，并创新“机器遗忘”技术标准，以实现数据生命周期的可控性。在法律责任层面，应构建多元法律责任承担体系，建立基于技术流程的“责任链式分配机制”和“风险分担的梯度责任制度”。

文章基于认知交互理论与资源保存理论，探讨工作压力对社会工作者离职意愿的影响。通过对全国范围内社会工作从业人员收集的1116份有效问卷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挑战性压力源和阻碍性压力源均对社会工作者的离职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职场焦虑在挑战性压力源与离职意愿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而在阻碍性压力源与离职意愿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能够显著调节挑战性压力源与职场焦虑的关系，但对阻碍性压力源与职场焦虑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组织机构应该实施压力类型化评估与管理，关注社会工作者的职场焦虑以及心理健康，并构建制度化的压力缓解干预体系，同时社会工作者还需要提高自身未来工作自我清晰度，从而缓解其职场焦虑并降低离职意愿。

社会工作引入中国至今已超过一个世纪，积累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源，社会工作史料构成了研究社会工作历史不可或缺的文献基础。学术界已开始对近现代中国社会工作史料进行系统整理，并取得初步成果。随着近代文献电子数据库的建立和完善，社会工作历史领域仍有大量历史文献有待深入挖掘，中国社会工作史料开发与利用问题值得再次审视。系统性开发社会工作史料不仅具备实际操作的可行性，而且具有研究上的紧迫性。这有助于清晰展现社会工作发展的复杂历史脉络，有利于积极回应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的多元论争，并能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从而极大地促进中国社会工作历史研究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社会工作学术研究实现长足进步。

文章利用Python文本挖掘与PMC指数模型，构建9个一级变量、50个二级变量的评价体系，对近20年12项中央及地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政策实证分析并计算PMC指数。结果表明，政策整体质量较高，且随年份呈现上升趋势。尤其是在2011年《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出台后，政策在内容丰富性、时效延展性和激励措施等方面有明显提升，但监管机制、技术运用与长期保障仍不足。建议强化政策指导与监管，引入现代科技提升服务效能，构建长效保障机制，助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可持续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工作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专业化水平持续提高。从恢复重建到探索发展，从政策规范到内涵提升，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呈现出清晰的脉络。在这一进程中，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日益壮大，教育规模持续扩张，法规政策更加完善，服务体系也愈发健全；社会工作理念逐步由关注个案服务转向融入国家治理，其主体也从民政主导推动转变为国家层面支持，服务形式从单一供给迈向多元协同，专业方向从专注于专业教育逐渐转向服务于社会需求。我国社会工作的转型与发展始终与国家发展战略调整紧密相连。伴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社会治理”，直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国家发展战略方向的转变，社会工作实现了从“求生存”向“谋发展”的重要跨越，呈现出“国家战略梯度驱动”逻辑，形成了“国家—专业”之间的共生关系。在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背景下，社会工作正凭借自身独特的优势，成为推动社会创新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情感治理是对创新基层治理策略的回应，而基层干部则是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的重要载体。文章基于Y村老树留存事件的民族志观察，借助参与式观察法与无结构访谈法回放事件，在回溯情感治理知识谱系的范畴上将其引入基层干部行为逻辑分析之中，并抽绎为寓情于境的现实框架。在实践循证层面，以情感治理的入场、推进和践行具体诠释情感话语、情感仪式和情感帮扶，共同形塑情感治理的理性化图式。由此延展至感性惯习，基层干部在“事”与“情”的张力之间更重视情感治理的“人格性”行为模式、“关系性”二阶样态、“恰适性”社会基础等方面，巧妙平衡此“三性”，能有效促进正向情感再生，构建和谐基层社会。

乡村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参与，留守妇女具有治理潜力，但治理能力较弱。基于治理与增能的紧密联系，提出治理式增能与增能式治理，以阐释乡村治理场域中治理与增能互为目标、互为实现方式的双向互动关系。结合治理与增能共有的场景性、人际性、过程性，构建了治理式增能与增能式治理的分析框架。通过对福建L村的案例分析，归纳社会工作的介入路径：场景性方面，治理要进入生活场景，在参与中实现增能；人际性方面，治理要通过组织化推进，实现群体增能；过程性方面，治理要循序渐进，实现分阶治理与渐进增能。治理式增能与增能式治理为农村社会工作提供了理论框架与路径参考。

基于2020年“上海市社会资本、代际融合与老年人精神健康调查”数据，探讨社会资本和社区环境对城市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认知社会资本中的信任和互惠水平、结构社会资本中的社会参与程度，均与老年人就地养老意愿呈显著正相关；社区环境的两个维度——公共安全与医疗条件，对其就地养老意愿影响不显著。基于上述结果，建议从构建和运用社区社会资本、引导并创新老年人社会参与、建设和完善老年宜居社区三个方面，着力推进相关政策与服务体系的完善与实施，进一步提升老年人就地养老的可持续性。

根据生产力要素理论，新质劳动力、新质劳动资料和新质劳动对象对于提升生产力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新质生产力三要素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文章系统分析当前实践中的关键制约因素，主要体现为劳动力数量不足与结构失衡、劳动资料技术迭代迟滞与设施更新滞后以及劳动对象数字排斥与数字悬浮。在此基础上，提出三维度赋能路径：构建“引育留用”全链条劳动力发展体系以强化主体能力，推进数字化生产资料系统建设以革新生产工具，确立价值理性规约的资源开发伦理框架以优化劳动对象开发。

志愿服务作为社会治理的柔性力量，理解其发展路径与治理差异是探索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有效窗口。基于苏南R县志愿服务的跟踪观察发现，初始资源禀赋不同使志愿服务采用了“借道科层体系”与“借力专业力量”的差异化发展模式，R县志愿服务依托“科层主轴的纵向网络”与“关系主轴的横向网络”两种不同网络，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基层志愿服务发展路径。随着国家治理重心下移与社会力量规范发展，这两种不同的基层志愿服务内部治理开始趋同，两者并非策略化地游走于国家与社会的两端，而是逐步呈现出资源相互借力与治理相互趋同的中间状态。

司法社工在帮教过程中运用双重取向的话语策略，逐步引导罪错未成年人实现行为规范的内化与法律意识的深层认同。通过规训、深化与巩固三个阶段的有序推进，赋能性话语与限制性话语在各个环节中交替运用，能促使罪错未成年人从被动服从走向自我驱动。规训阶段以限制性话语为主，赋能性话语为辅，通过权威性表达塑造清晰的行为边界，推动行为规范的建立；深化阶段则通过情感支持与适度的限制平衡，引导罪错未成年人对社会规范形成初步认同，深化其法律意识；巩固阶段以赋能性话语主导干预，强化罪错未成年人对规范的自觉依从，限制性话语确保行为的持续性与规范性。此双重话语策略有效推动了罪错未成年人行为与情感的同步成长，充分体现了其在帮教过程中的独特优势。

新住院精神障碍患者面临的适应困境主要体现为封闭病房的心理困局、对住院的负面认知和社交退缩。基于对组员的访谈和量表分析，发现组员有情绪管理、疾病认知、自我认知、社会交往与医院适应五个方面的需求。在认知行为理论指导下，设计六节小组活动，对新住院精神障碍患者的问题与需求进行社会工作介入。结果表明，小组工作介入能够显著改善新住院精神障碍患者的入院适应困境。但是，小组介入服务在“服务对象覆盖面”“社会工作者专业素养”“理论范式应用”“后续服务衔接”四个方面仍有局限，需要在专业反思的基础上加以改进。

文章以曼海姆知识社会学为理论框架，通过质性研究方法，深入探讨中国社会工作实践性知识的生成机制。研究发现，制度权力场域中“强制度—弱专业”结构通过资源依赖与行政考核限制专业自主性，但社会工作者通过“专业话语转换”与“行政任务专业转化” 策略突破约束；在本土文化情境下，社会工作者在“人情伦理”与“专业理性”冲突中，借助关键人物中介、情感需求满足与细节化关怀实践重构服务关系；在专业教育层面，理论与实践的割裂通过反思性实践实现互融，形成“实践—反思—再实践”的螺旋式提升。文章揭示了策略性、关系性与实境性知识的生成路径，以及其情境交互性、个体缄默性与动态发展性特征。

激发农村社区“内生型”志愿力量，激励乡土志愿者充分参与志愿服务，对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志愿服务体系意义重大。文章以S省R市信用志愿积分制实践为考察对象，研究其激励全域乡土志愿者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有效机制。研究发现，志愿服务管理中的声望激励有助于整合志愿者个体、农村社区、基层政府等多层面驱动力的激励作用，是激发乡土志愿者参与性和积极性的关键机制。其由三部分组成：声望标识机制为声望激励奠定可见性基础；声望分配机制为声望激励提供合法性保障；声望竞争机制使声望激励机制与农村社会相适应，维系其自身的再生产。

工作获得感不仅是激发基层干部工作动力、提升工作能力的重要保障，也是留住基层人才的重要法宝。如何让基层干部更有“获得感”已成为新时代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课题。社区工作者作为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保障。但这一群体在工作中容易因工作获得感缺失，导致其对自身身份的认可度下降，进而影响基层干部队伍的稳定性与基层工作的顺利开展。研究基于能力—动机—机会理论视角，运用扎根理论，构建出社区工作者工作获得感的影响因素模型。研究结果显示，影响其工作获得感的因素可以归结为能力、动机、机会三个方面，即作用发挥程度、角色定位准确度以及组织支持力度。因此，建议从强化专业能力、关注内在需求以及加强组织支持三个方面着手，有效提升社区工作者的工作获得感，并为宏观层面的干部队伍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优势视角和社会支持是指导社会工作实践的两种基础理论，然而在实际应用中，二者往往仅被并行使用或简单拼接，未能实现有机整合。已有关于负面关系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对个人心理健康的缓冲效应是有条件的，其效果取决于社会支持的来源(由谁提供)、获得的支持内容(提供什么内容)以及案主如何利用支持内容改善个人心理健康。这个过程既受关系约束，也受关系人特质和案主特质的影响，而不是只要有人帮忙，就一定能带来好的健康结果。具体效果的好坏，要看帮助是由谁给、给了什么，以及双方的关系、案主的个人特质等特点。优势视角强调的案主优势及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的信任关系，同样依赖个人特质和结构属性。基于对社会支持“条件性”的理解，以及其与优势视角在理论前提上的内在一致性，将社会支持的条件性理论与优势视角进行整合，构建出一种新的指导社会工作实务的“二元优势”框架。在这一框架下，社会工作的实务焦点同时锁定案主/关系人（个人）与关系（结构）两个层面，通过运用优势视角修补个人或关系特质的不足，从而引导社会支持在结构层面向优势转化。这一理论构想尚待实践进一步检验。

新业态背景下，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成为理论与实践关注的重要议题。文章基于双重吸纳与空间拓展理论框架，结合组织场域理论，构建双重吸纳与多维整合分析框架，探索J市M区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实践的策略。研究发现，通过嵌入式组织吸纳构建全域党建体系，在快递网点、配送平台等新就业领域建立党组织，能够强化政治引领力；实施退出式服务吸纳，依托区级—街道—社区三级治理层级，精准对接群体需求，能够形成差异化服务供给机制；通过组织、制度、资源三维整合方式，激发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能够将治理对象转化为治理力量，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微基建作为多元主体基于共同需求合作改善社区环境的生产过程，是政府激发居民参与行为，培育公共意识的创新路径，但目前对微基建的关注度远远不够。文章引入共同生产理论，遵循“影响因素—初始行为—持续行为—生产结果”的逻辑脉络，对微基建过程中居民参与行为进行分析，基于生产过程、行为过程和认知过程三个层面构建相应的行为模型，并结合参与方式和微基建属性两个维度进行类型总结。建议政府转变角色，采取差异化管理模式，通过科学、有效的介入和引导方式，积极融入技术创新、情感关怀等策略，推动居民参与微基建的共同生产。

数字贸易作为传统贸易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延伸，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日趋加深。通过构建2014年至2022年全国25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文章探讨了数字贸易发展能否助力共同富裕的推进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数字贸易发展显著促进了共同富裕，对于人口众多的地区而言作用更加明显；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贸易通过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和带动第三产业就业来促进共同富裕；数字贸易对共同富裕的作用过程中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在地级市层面存在“先富带后富”效应，数字贸易发展能够提高周边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据此，文章提出应推动区域数字贸易协调发展，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接纳更多经济主体参与数字贸易，从而提升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和共同富裕的稳步迈进。

从法律规范而言，特殊群体传统服务请求权的规范基础相对薄弱，更多的是国务院或部门规范性文件。与诉讼中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及获得翻译的权利，消费者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权、消费者有效期限服务请求权以及针对明显违法行为的拒绝权相比较，特殊群体传统服务方式请求权构成一项独立的权利，其权利基础是公法事由。而从权利构造而言，特殊群体传统服务方式请求权应限于特殊群体，直接指向口头表达、书面表达、线下办理、现场指导、人工服务等传统服务方式。特殊群体传统服务方式请求权的内容具有不确定性，特殊群体只能宽泛地要求公共部门提供符合其特点的传统服务方式，具体方式依赖于公共部门的内容填充与行政裁量，其权利救济主要由检察机关或行政部门等敦促相关责任主体提供传统服务方式。

文章基于自我决定理论，以1 744名20岁至49岁职业女性为样本，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结合Bootstrap置信区间检验法，在分析自主感、胜任感、关系感三大基本心理需要的基础上，探究了内部生育动机与外部生育期望对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作用路径。实证结果表明，基本心理需要会直接影响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即自主感、胜任感和关系感对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内部生育动机在职业女性基本心理需要和生育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在自主感对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直接效应中，内部生育动机的中介作用受到外部生育动机的调节。研究还发现，“70后”“80后”“90后”职业女性的生育动机与意愿呈逐代递减趋势，而农村成长背景和较低教育水平则与更高的生育意愿相关。

以数智技术助力儿童友好社区建设对于推进儿童福利事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借鉴新生态学理论，对生态系统理论进行数字化拓展，构建分层递进的数智生态系统框架，深度阐释“全系统数智赋能”的实践路径。研究认为，数智技术主要通过构建虚实融合的数智场景、搭建技术驱动的协同网络、夯实集成高效的数智平台、融通儿童友好的政策文化生态，为儿童友好社区建设进行赋能。然而，在实践中受能力、利益、技术、制度等因素的制约，亦有滑入“技术负能”泥沼之可能。为此，应以提升数字素养、优化协同机制、强化价值引导、完善政策保障为主要优化策略来提升数智技术赋能的效能，推动儿童友好社区建设从经验主导的1.0向数智循证的2.0跃迁。

共同生产模式将公众置于公共服务的中心，具有降低服务成本、提升服务质量的潜力。然而，以设计逻辑为主导的传统共同生产模式在实践中面临价值冲突、激励失灵与责任模糊三重困境，难以有效回应快速变迁的社会现实。社会企业作为一种新型中介组织，凭借其在信息沟通、冲突调和与资源交换等方面的功能，为破解上述困境提供了新的可能。基于C市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与社区主导型三类社会企业案例，剖析其作为中介者所采取的动机混合策略、工具适配策略与网络搭建策略。这些策略通过化解冲突、激活参与、厘定责任的递进过程，以能动性调适破解共同生产的结构性困境。总体而言，社会企业视角不仅拓展了共同生产理论关于参与主体与角色过程的认识，也为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生产实践提供了新思路与新方法。

在以项目制推进社会工作服务的过程中，社会工作项目(文中简称为社工项目)在增量改革的专业化发展进程中逐渐暴露出结构性矛盾。这种矛盾集中体现在项目效果的正内部性与负外部性上，即专业评估展示了机构在项目专业性上的正内部性，却因为项目衍生出损害服务生态的负外部性。这种结构性矛盾根源于科层干预与专业自主性的内在冲突，具体呈现在“指标优化”与“价值偏离”的对向摩擦上。欲打破这一困局，需要对服务生态进行专业重构，构建以服务对象为中心的评价体系，实施符合服务规律的项目规划，构建制度与财政的双重支撑和多元协同的服务体系。

二元应对是夫妻共同应对压力的关键互动过程，在不孕症女性的心理适应中具有重要作用。文章通过对382名接受辅助生殖治疗女性的调查，探讨生育压力、二元应对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生育压力直接正向预测焦虑与抑郁症状；(2)消极二元应对在生育压力与心理困扰之间起显著中介作用，而积极二元应对的中介效应未达显著水平；(3)消极二元应对与积极二元应对之间存在关联，但在压力传导中消极应对路径占主导作用。基于此，文章从医务社会工作视角提出结构化四阶段介入框架，即初始评估、治疗支持、治疗后支持与长期适应，以通过优化夫妻应对策略提升不孕症女性的心理健康与生活质量。

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和陕西省ST县易地搬迁安置区598名青少年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分层回归分析，考察家庭、学校、社区多元社会支持对青少年行为产生的影响。父辈关心、老师关心和居民友善均与青少年问题行为显著负相关，说明社会支持水平越高，青少年问题行为发生率越低；父辈关心、老师关心和居民友善均对青少年问题行为产生显著抑制作用，老师关心的抑制作用最大，父辈关心次之，居民友善最小，老师关心与居民友善对问题行为的抑制作用存在相互削弱效应。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回归结果高度一致，说明结论可靠性强。社会支持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男生更易受老师和同伴关心的影响，女生更易受父辈关心的影响，初中生受老师和父辈关心的影响比小学生显著，居民友善仅可显著负向影响非搬迁青少年。应构建家—校—社协同支持网络，针对不同群体实施差异化干预策略。

为描述社会工作专业(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三个教育层次)毕业生就业与专业匹配率的总体情况和历时变化，并对三个教育层次的差异性进行比较，采用二手资料分析法，对上海市6所高校2017届至2021届共1626位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的就业信息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无论是在宽松操作定义下，还是严格操作定义下，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就业与专业的匹配率都未超过30%，远低于全国高校毕业生的总体水平；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入职社会工作机构的比率尤其低；社会工作专业本科毕业生就业与专业匹配率在各教育层次中排名最低。以上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工作专业(尤其是本科专业)所培养的人才存在严重的流失现象。同时还发现，在2017年至2021年间，社会工作专业本科毕业生就业与专业匹配率的波动性较小，表现出“稳定的低”的模式，而专科毕业生和硕士研究生就业与专业匹配率的波动性则较大，这既可能与劳动力市场对该专业不同层次毕业生定岗的清晰性有关，也可能与不同层次毕业生的从业意愿有关。

经济压力作为一种典型的负面生活事件，是个体重要的心理应激源，可引发大学生显著的心理负荷，并使其焦虑、抑郁和失眠等心理与生理问题的发生风险显著升高。文章旨在探究焦点解决小组工作对经济困难大学生焦虑、抑郁和失眠问题的干预效果。该模式通过挖掘组员内在力量与资源，以未来导向目标及赋能等技术开展干预。选取18名存在相关心理问题的经济困难大学生，随机分为干预组与对照组。结果显示，干预组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及失眠自评量表后测得分均显著低于前测( p<0.001)。由此可见，焦点解决小组工作可有效改善经济困难大学生的焦虑、抑郁和失眠状况。建议高校将该模式纳入学生精准资助体系，持续采取有效措施为经济困难大学生提供全方位发展支持，助力其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

枢纽型社会组织作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制度接口，既居于政社网络的结构洞位置，亦因行政资源单向输入而形成非对称性资源依赖。为维系政社合作关系并拓展自主空间，该类组织构建“政社互嵌—社社互助—企社互融”三维调适机制来实现资源整合与关系再生产：通过党建融合与半嵌入性合作，重构资源依赖结构，缓解制度依赖与组织自主之间的张力；通过兼具行政属性和公益属性的服务供给，积累信任资本，促成行政性与公益性的辩证统一；通过构建“需求—资本—专业”闭环交换体系，驱动商业资源实现公益化转向。借助该机制，枢纽型社会组织将结构洞的位置优势转化为持续的资源整合势能，实现自我造血，为多元协同治理提供可持续的实践支点。

邻里和睦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文章以华北地区J村的社会工作项目为例，通过构建“关系—组织—结构”三维嵌入模型，揭示专业社会工作在乡村治理场域中的行动逻辑。其一，通过专业关系与生活关系的双重嵌入，重构“镇政府—村委会—社会工作者—村民”四方关系协同机制。其二，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关键载体，形成“专业化改造与在地化再造”双重赋能体系。其三，再造公共空间机制，培育村庄治理共同体，促进社区公共性结构重塑。“三维嵌入”系统阐释了社会工作嵌入乡村邻里情境的动态演变过程，最终实现多元主体“嵌合”于乡村治理结构体系。

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精准回应服务使用者的真实需求是精神卫生服务提质增效的重要命题。然而，这一领域长期存在传统需求评估方法对于服务使用者视角的缺位，即难以有效捕捉这一人群的主体性表达与需求优先顺序。文章以上海市S社区阳光心园为实践场域，创新性地将参与式行动研究方法——影像发声法应用于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患者的需求评估实践，以挖掘服务使用者的主体性。研究发现，该方法不仅显著提升了精神障碍者的主体表达能力，更深度分析出他们在疾病自我管理、支持性就业及消除社会歧视等七个方面的迫切需求。这为赋能残疾人社会工作及广义的精神卫生事业提供了有效的实践路径，也为回应“健康中国”战略的人本诉求构建了包容共享、主体回归、系统整合的社区康复生态。

随着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深入推进，以创伤知情为核心的干预理念在我国社会工作服务中的应用价值日益凸显。文章基于S市H机构在未成年被害人社会工作服务领域的实践探索，聚焦司法与学校场域中的服务整合困境，构建“司法+学校”未成年被害人社会工作服务模式。针对当前我国未成年被害人社会工作服务仍面临协同机制薄弱、服务理念滞后等瓶颈，从精准服务执行、专业能力建设、政策资源保障及循证实践优化四个层面提出系统化路径，旨在为构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未成年被害人社会工作服务体系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照，推动服务模式从分散干预向系统化、专业化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在专业硕士教育日益强调实践导向背景下，社会工作专业硕士(MSW)学位论文写作呈现实务偏好迷思，即认为实务型论文更易获得盲审专家的青睐。文章基于对G大学2021年至2025年398篇MSW学位论文盲审意见的内容分析，系统考察了论文类型与质量评价诸要素对盲审分数的影响，探究实务偏好迷思是否与盲审实践的经验事实相符。研究发现，尽管实务型学位论文的占比逐年提高，但其盲审分数并未显著高于非实务型论文，实务偏好的假设未得到支持。固定效应模型分析表明，决定盲审分数的关键因素在于论文自身的学术质量，其中选题的前瞻性、引证材料的翔实度与观点创新性的影响尤为突出。MSW的学位论文写作应破除对实务介入型的盲目偏好，注重论文的创新性和实用性，夯实理论基础，提升科研能力和写作规范程度。

基于生态系统理论，采用系统评价方法分析亚洲地区儿童虐待的多层次风险因素。通过检索四个英文数据库和两个中文数据库，最终纳入85项符合标准的研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虐待风险因素既存在跨文化的普遍性特征，也呈现出深植于亚洲文化土壤的独特性。在个体层面，儿童自身特征(如年龄、性别、特殊需求、行为和学业表现、留守状况等)与父母个体因素(如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心理健康、童年受虐经历等)均与虐待风险显著相关。在微观系统层面，家庭结构缺陷、经济压力和关系紧张是主要风险源。在中观系统层面，社会支持网络缺失显著增加虐待风险。在外部系统层面，社区区位特征和集体效能显著影响虐待的发生。在宏观层面，传统文化观念等因素深刻影响虐待的发生和应对。研究还发现一些新兴的风险因素，如高层住宅环境和公共卫生危机。应构建发展敏感型预防政策体系，建立精准化高危群体支持网络，推动文化适应性教养范式转型，构建新兴风险因素应对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