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包括服务困难群体和推动社区发展两方面，但在实践过程中两者总是存在冲突和张力。以广州市B街社会工作站的6年服务历程为研究对象，采用行动研究范式呈现专业社会工作在社区服务实践中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采用能力建设理论指导专业实践，实现服务群体和社区发展的整合，最后提炼出社区能力建设的阶段进程及不同阶段对应的服务治理问题、能力建设维度和社会工作行动策略。结果表明，以社区能力建设理论为框架实现社区群体服务和推进社区发展的有机整合有助于消解整合目标之间的张力、不同领域之间的张力、理论和实务的张力、不同主体之间的张力、行动和结构的张力。而社会工作社区实践具备群体服务和社区发展的双重性，其实践本质是社区发展和服务群体的动态平衡和有机整合。

近年来，家庭暴力问题日益严峻，不仅使受虐者权益受到侵害，也会对目睹儿童产生严重后果。目睹儿童可能会通过观察、模仿、强化、合理化来习得家暴行为，在成年后出现因原生家庭暴力行为而影响自己的核心家庭的倾向，形成家庭暴力代际传递。总体来看，国外学者比较强调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通过案例归纳、对照比较、多年跟踪调查等发现儿童在目睹家庭暴力后存在应激性创伤后精神障碍(PTSD)和暴力行为代际传递的可能性，并为目睹儿童干预的实效性研究提供了量化标准。我国学者通过临床实验、归纳分析得出家庭暴力会使目睹儿童产生生理、心理和认知行为方面的问题，并注意到目睹儿童可能习得暴力行为机制。但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一定局限性，比如对目睹儿童群体的关注还不多，缺乏对该群体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的研究，专业评估与介入的阐述也相对不足，尚未出现相对系统性、全面性的综述。未来研究的重点应放在强化理论分析、探索介入模式和深入本土化研究上。

社会工作职业过程往往包含高度的情感卷入，但国内对社会工作者情感劳动过程的关注显然不足，既有的国外研究则聚焦于专业关系范畴。在本土社会工作的专业实践中，社会工作者群体的情感劳动主要表征为：压力感与获得感并存的冲突性情感体验；“惰性化”与“模糊化”的表层扮演和基于专业价值与规范的深层扮演构成多样化的情感整饰；社会工作者倾向于主动采取身体技术、认知技术和社会技术进行情感调适。探索本土社会工作者情感劳动的复杂图景有助于打破此前人们对此“理所当然”的想象，同时也启发我们思考如何进一步推进社会工作职业过程中的自我关怀、组织关怀与政策关怀。

运用NVivo12 Plus质性研究软件对省级老年助餐政策文本进行词频、编码及聚类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解读现有政策。研究表明，我国老年助餐服务整体处于起步阶段，各省积极落实中央政策部署，扩大老年助餐服务范围。但整体上，各省缺乏可依靠的法律工具，对助餐点可持续性经营关注不够，助餐增值服务范围与执行标准不够明确，对政策执行效果的关注度有待提升。未来各省要完善老年助餐服务领域的法律法规建设，关注老年助餐服务可持续发展，明确增值服务范围及执行标准，并关注政策执行效果，推动老年助餐服务规范化、专业化发展。

在生育政策不断调整的背景下，生育率并未呈现理想中的上升情况，甚至出现下降的态势。文章基于科塞社会冲突理论，通过定量方法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试图探讨育龄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影响育龄青年生育意愿的因素依次为制度性、主体间利益冲突和主体间观念冲突。其中，民生保障体系不完整、就业制度在性别地位上不平等、住房保障不足等是影响育龄青年生育意愿的主要制度性因素；主体间利益冲突表现为个人与家庭之间、家庭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利益冲突；主体间观念冲突则表现为传统生育观念与现代生育观念的冲突、功利性与情感性冲突。因此，要完善和强化生育配套支持政策，完善家庭内部冲突主体间利益协调机制，引导育龄青年增强生育动机，这有助于改善生育环境，提升育龄青年生育意愿。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深化，建立和优化医养结合筹资模式势在必行。日本、美国、德国均采用长期护理养老模式，但筹资模式各不相同。我国北京、上海、青岛的长期护理筹款模式亦不尽相同。目前广州市医养结合筹资模式存在医疗保险支持不足、筹资主体缺乏多元性、非公办机构难以享受优惠、未设置不同筹资标准等问题。建议强化政府职责，完善医养结合的法律法规，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医养结合；规划各项优惠政策，在政策上对民营和公办医养机构一视同仁，并通过免税降费等方式鼓励非政府组织慈善捐助；运用财政、税收、金融等方式，让政府与个人、非政府组织、企业共担医养结合的筹资责任；设计不同的筹资模式，优化具有广州特色的医养结合筹资模式。

如何降低中国高中生学业压力而导致的内化问题？现有研究在识别其学业压力与内化问题之间的潜在调节变量方面综合性不足，难以在研究上为社会工作服务提供精准的干预靶向。对此，可以采用“系统评价”方法来对既有研究展开全面的科学化评估，并通过位序排列系统的建立来对学业压力与内化问题之间的调节变量进行综合识别和重要性排序。现有研究中共有19个潜在的调节变量被研究者所识别，其位序排列结果显示人际关系、性别、年级、家庭关系、学校环境以及心理韧性等成为影响显著的调节变量，以上6个调节变量发挥的作用效应依次降低。从“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理论视角出发能够进一步阐释调节效应的作用机理，并对后续的社会工作介入带来诸多启示。

家庭治疗的专业理论与技术逐渐被广泛应用于处理家庭问题的实践中。通过详细介绍鲍温家庭系统理论(或称鲍温式代际模型)，并以一个传统中国家庭为例，透过主诉问题，分析中国家庭的情感过程与互动模式，从宏观社会文化系统和微观家庭系统两个层面入手，剖析中国传统家庭的生态环境及其对家庭成员施加影响的机制，在梳理中国家庭的文化脉络过程中，就个案特别之处提供了本土解释。同时还探讨了介入策略，并揭示了提升家庭工作者文化敏感度和开展亲职教育的重要性。

 随着社会转型步伐的加快及单位制的解体，传统警务已不能满足当前社会管理发展的需要，加强社区警务，是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选择。作为率先在全国推行社区警务战略的城市，杭州市上城区近年来在社区警务方面进行一系列创新，实现了社区警务的社会化、信息化、网格化和特色化，对当前社区警务管理具有启示意义。

以河南省林州市W村留守儿童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式访谈方法对10名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情感缺失问题进行分析，发现留守儿童家庭情感缺失主要表现为情绪积压、出现偏差行为、错误认知和社交能力差四个方面。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指导下，运用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和互动模式，通过三阶段七次小组活动，对留守儿童家庭情感重塑进行小组工作介入。研究表明，小组工作对改善留守儿童家庭情感有催化作用，从留守儿童个人及其环境系统介入有助于缓解父母家庭功能缺位的负面影响，良好的家庭沟通有利于促进亲子关系缓和。

赋权是老年专业服务领域的基本理念，但是为独居老人开展的社会工作服务却因缺乏积极老龄化视角而难有成效。文章将积极老龄化的理论内涵嵌入赋权理论的实践框架，构建了独居老人社会工作服务“主体—健康—参与—保障”(AHPS)四维赋权框架，并以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官方网站发布的17个社会工作干预独居老人的典型个案为例，运用最小可能关键个案的研究逻辑对文本资料展开内容分析。研究发现，主体性赋权策略侧重于案主的自我反思能力，相对忽视其理性决策和独立行动能力；健康性赋权策略普遍关注案主的心理健康，但缺乏对其身体健康状态的关注。此外，社会工作者对参与性赋权的整体关注不足，在保障性赋权上侧重于制度资源的链接，而社区保障制度搭建的相关措施相对薄弱。AHPS是一个包含积极老龄化视角的赋权干预框架，可以为独居老人社会工作服务提供一个可行的实践指南。

在中国失独人群愈发庞大的背景下，关注其适应进程成为一个值得探究的议题。通过长期实地访谈与跟踪研究发现，失独人群的适应困境不仅以结构因素作为基础，与个体能动要素相联系，同时还内在地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心理因素。他们普遍面临着应激心理创伤及躯体化表现、文化创伤体验与失序的情境仪式、混乱的社会角色以及熟人社会的陌生化趋势。基于此，提出借助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三大专业手法，通过纠正失独人群自我认知与社会认同、整合失独自组织内部功能建设、增进社区机构的服务供给能力等途径来破解失独人群的适应困境，助其早日重返社会。

伴随人口老龄化、癌症发病常态化及死亡医学化的趋势，人的死亡地点逐渐从家庭转向医院，这使得临终关怀显得格外重要。但由于邻避抗争和信任不足的原因，临终关怀设施建设较难推进，加之政策对临终关怀服务支持力度不足，临终关怀服务在中国发展缓慢。从医务社工视角看，现阶段中国临终关怀服务仅靠医疗和民政部门难以满足临终关怀服务需求，仅靠调整某一部门政策也难以满足临终关怀服务的需求。鉴于临终关怀的重要性，建议从社会治理视角探讨临终关怀：积极建构临终关怀政策，正视传统观念局限性，倡导新的生死观；政府主导临终关怀服务发展，推动宏观制度与微观实务相结合；同时以多学科合作的方式发展临终关怀事业。

网格化治理是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从增权理论的视角分析城市基层社区网格化治理中多元主体的参与逻辑及实践困境，研究发现，在网格化治理中，主要在“个体、组织、社区”三大层面实现增权与社区事务参与。个体层面的增权主要体现在网格居民的自主参与上，组织层面的增权重点表现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双向嵌入，社区层面的增权侧重表达为多主体的参与及合作共治。由于网格化治理带有强烈的行政化属性，在对“个体、组织、社区”赋权的同时依然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内生性问题，主要包括：居民参与表象化和群体差异化扩大、社会组织的权威性与社会性不足、网格治理的公式化与行政化倾向。因此，加大对网格治理主体的赋权力度，并继续推进网格治理向“网络化治理”转变，是基层社会治理未来的实践方向。

利用510名广州市流动儿童的调查数据，探讨流动儿童的社会资本对其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影响，并检验领悟社会支持在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年级、学校性质和父母是否同住与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相关；家庭社会资本、学校社会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直接影响他们的主观幸福感；领悟社会支持在家庭社会资本、学校社会资本与社区社会资本和主观幸福感间起中介作用。研究建议，社会工作者要特别关注小学高年级、在民办学校就读和不与父母同住的流动儿童。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现状下，建议社会工作者通过营造多维系统的社会资本、加强不同系统的联结互动、提升儿童个体社会联结感、增强儿童生态转变适应性来提升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

柔性治理日渐成为国际化社区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社会文化空间的分析框架，运用拓展个案研究法分析南京市Q社区案例，探究由公共空间、社会关系、社区制度等核心要件构成的社会文化空间治理驱动国际化社区柔性治理机制，挖掘社区治理转型升级路径。研究发现，在驱动实践中，公共空间居于内核性地位，在居民自治理念导引下，通过中外居民主导公共生活与文化规训的方式，驱动“以人为本”治理理念的落地。社会关系居于基础性地位，受多元参与理念指导，经多主体的多元协同、优势互补过程，驱动多元协同治理主体的形成。社区制度居于保障性地位，受政府主导理念指导，经政府部门主导的柔性治理与多元考量，推动柔性治理策略的实施。

基于国内235名一线社会工作者的样本数据，探讨其自我同情对共情疲劳的影响，以及职业自我效能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年龄、学历、从业年限、职业资格、月薪和督导沟通频率后，一线社会工作者的自我同情显著负向预测共情疲劳，职业自我效能显著负向影响共情疲劳，且职业自我效能在自我同情和共情疲劳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建议在一线社会工作者个人层面通过学习运用自我同情、设定专业界限和提升专业素养；在管理层面完善专业督导制度和优化绩效考核制度，以帮助一线社会工作者有效应对共情疲劳及相关职业心理健康问题。

仪式治疗在国外社会工作领域已有较多研究和应用，但国内相关研究还较少。梳理相关文献发现，仪式治疗发挥作用的机制为：在心理维度，仪式治疗能产生安慰剂效应，仪式激发的高峰体验具有心理治疗效果；在情感维度，仪式有助于情感表达，并提供高度的情感能量；在认知维度，仪式有助于认知内化与身份转变；在社会关系维度，仪式能促进群体归属和增强社会支持。过渡仪式、周期性仪式、庆典、仪式化活动四种不同类型的仪式可以应用在社会工作实践的不同情境中。结合社会工作服务的逻辑框架，提出仪式治疗在前期预估、仪式设计、仪式操演、后期评估不同阶段的实务指引。专业技术是达成人的改变的必要途径，仪式治疗的探索对于丰富社会工作的专业技术、提升社会工作服务的专业性具有积极作用。

伴随着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大力推进，社会工作评估正朝向专业化和职业化的方向发展。然而，现行的社会工作评估方法和流程大多是通用性、普适性的论述，涉及评估的方方面面，缺乏针对性。因此，社会工作干预项目的评估方法和流程应针对社会工作干预项目评估计划的制定、评估过程的实施以及评估汇报和伦理等方面进行方法和流程方面的论述，为社工机构和评估人员提供参考。

文章运用CiteSpace软件，以2003年至2023年间CNKI收录的1813篇志愿者激励研究文献为样本，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和可视化技术，绘制高频关键词聚类等知识图谱，分析我国志愿者激励研究的现状、热点和发展趋势。研究发现，过去20年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快速增加，其研究焦点高度集中于青年志愿者群体；研究主题包括志愿行为的可持续发展、志愿者激励机制与政策等；呈现出研究对象多元化、研究主题本土化、研究内容紧扣时代热点等特点。探索志愿者差异化激励措施、健全志愿服务支持保障制度及构建协同激励网络等成为该领域未来的主要研究方向。

丧亲对于儿童是重大的创伤性事件，丧亲后的儿童将面临艰巨的适应性任务。那些丧亲后有适应困难的儿童，以及所有失去父母的儿童都会从某些有时间限制的干预措施中获益。本研究采用阿克西(Arksey)和奥马利(O’Malley)提出的Scoping Review文献范围综述方法和研究步骤，对国内3个中文电子数据库和国外5个英文电子数据库进行检索。经标准筛选提取后发现，国内丧亲儿童干预服务稀少，主要以个案和小组式干预为主，尚未形成和建立共享联动的服务机制，研究多采用个案研究法，缺乏科学、严谨的评估设计和工具，也没有长期追踪回访性研究；国外丧亲儿童干预经验丰富，以小组、营地和家庭预防式干预为主，服务时跨专业多团队合作，研究科学、规范，已经成为一个专业和审慎的干预领域。因此，未来国内丧亲儿童干预服务可以在现有干预经验基础上，将其纳入儿童福利服务体系，结合本土文化特性和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促进有效服务机制的形成，预防性与治疗性干预策略相结合，循证为本，服务和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儿童。

作为快速发展的新兴职业，社会工作在社会治理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社会工作者的社会地位认同和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稳定性却不容乐观。基于专业性理论视角对南京市社会工作者的主观社会地位认同进行考察，探讨这一新兴职业群体的主观社会地位认同如何受到专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工作行业和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文化符号、专业知识体系和专业准入门槛三个维度的专业性在实践中均处于模糊状态；社会工作行业的专业性状况通过影响从业者的专业价值感、成就感和社会认同度的感知，从而影响其主观社会地位认同。社会工作者主观社会地位认同本质上是行业和个体专业性的结果；相对于传统的社会经济资源决定论，主观社会地位认同的专业性逻辑机制凸显了作为特质和关系的专业性的社会文化内涵。进一步发挥社会工作人才参与社会治理的作用需要从专业文化符号统一、专业知识体系构建和专业门槛严格化方面加强社会工作的专业性，提高社会工作者的社会地位认同和稳定性。

民政部提出“通过建立乡镇（街道）社工站，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探索解决基层民政服务能力不足的可行路径”，这是我国促进基层治理创新的一项重要举措。各地积极响应民政部的号召，根据各地现实情况制定社工站建设标准。根据《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快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的通知》文件文本内容进行编码，借助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视角和政策创新—扩散分析框架，采用ATLAS.ti 9软件对各地已正式出台的最新社工站政策创新与扩散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社工站建设的内在动力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在驱动，体现在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提升下的倒逼机制、社会主要矛盾变迁下民众需求升级的引导机制，以及条块政府下“结对竞赛”的驱动机制；同时，社工站政策在扩散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自我适应和调整，地方政府通过强制机制、学习机制、竞争机制、社会化机制及托底机制予以扩散。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下，乡镇（街道）社工站既是国家强制制度变迁推动下的结果，也是地方政府在应对基层社会治理议题时的重要创新机制。

摘要： 委婉语是语言使用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中西方语言中均存在委婉语。语言的顺应性指语言使用者能从可供选择的不同语言项目中做出灵活选择，满足交际需要。一些英汉委婉语由于顺应了相同的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心理世界而具有共性，另外一些英汉委婉语由于顺应了不同的物理世界、社交世界、语言结构而呈现出个性。通过对英汉委婉语异同的了解，我们在跨文化交流中就可以提高交际能力，减少语用失误，从而促进东西方文化的融会贯通。

社会组织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的重要主体之一，如何提升能力以更好地参与协同治理是其发展方向。从社会创新这个内生性视角展开社会组织发展研究是下一阶段合适且有吸引力的方向。社会组织产生是一种组织创新，其理念与价值创新具有独立的社会价值，服务产品则是社会理念和价值创新的载体，资源配置创新，连锁、加盟、授权等组织创新致力于更好地传达使命，提供服务。社会组织创新发展可以回应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中的目标置换、社会组织的理念和价值彰显度不足、社会组织自主性不足等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擘画了社会工作的历史方位和时代使命，社会工作学术界以专业的坚守回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2022年，社会工作学术界积极围绕社会工作理论、实践研究、乡镇社工站、老年人、儿童青少年、行业发展、专业教育等方面开展了高质量研究。为进一步推动社会工作的发展，学术界要不断探索新领域，勇于回答时代之问，积极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倡导社会工作政策体系、实践体系和教育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推进社会工作体系化建设；加强实践自觉、理论自觉与文化自觉，推动基于实践的知识生产，提升社会工作的学术地位。

科学评估中国家庭政策的实施特征与作用效果对提高政策适用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采用内容分析法，通过构建“政策工具—政策目标—治理主体”三维框架，分析中国政府1987—2021年颁布的中央层面的家庭政策文本，探讨中国家庭政策工具的类型特征、演进轨迹、价值倾向和内在不足。研究发现：在政策工具维度，家庭政策存在权威工具和能力建设工具偏多、激励工具和劝导工具使用不均衡、系统变革工具短缺等特征；在政策目标维度，家庭政策偏重于儿童发展、工作家庭平衡与特殊家庭援助，缺乏对养老照护与住房保障的关注，并存在切分普通家庭与特殊家庭的现象；在治理主体维度，家庭政策以政府为主导，缺乏社会层面的参与，针对社会组织的政策工具耦合性较低。据此，应提高家庭政策工具应用的精准性，优化组合效果；以多元共治为导向，提升家庭政策工具与治理主体耦合度；合理规划政策目标，实现家庭福利增长。

社会工作研究趋于规范、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于其研究方法运用的规范性、适用性不断提升。采用内容分析法对2017—2021年与中国社会工作主题相关的重点学术期刊论文的研究方法运用情况进行统计，通过将此统计数据与相同期刊的早期数据进行纵向对比，以及与国际社会工作顶级期刊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和 Social work论文研究方法的同期数据进行横向对比，了解现阶段中国社会工作研究方法的趋势变化与研究导向。从数据上看，社会工作研究呈现实证研究导向，采用量化研究的学者比例也大幅提高，体现了中国社会工作学科发展的国际化和范式转变，传统的质性研究趋于规范；然而，现阶段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思辨研究占比仍然较高，量化等实证研究仍有不足，学术规范性与研究深度有待加强。中国社会工作权威期刊的缺位是社会工作缺乏学术影响力与号召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整体而言，中国社会工作研究水平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运用定性研究方法，立足于权利视角，通过文献资料及个案访谈的分析，阐释当前特殊儿童融合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形成原因，研究发现，特殊儿童融合教育支持保障体系不足是导致融合教育理念认知滞后、专业化供给孱弱、联动机制缺失的重要原因。为了保障特殊儿童教育福利权的实现，未来应以家庭为本位，以“优服务、促发展、享共融”的发展理念为指导，构建多元复合支持体系，在家庭能力建设、专业服务供给、有效联动机制建设等方面下功夫。

充分利用互联网改善老年人身心健康状况是积极健康老龄化在数字社会的新内涵。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研究数字社会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互联网可及性对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造成了不良影响，但改善了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互联网参与性改善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况，数字经济发展改善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况，数字社会对女性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更加显著。因此，建议秉承“坚守一个目标、围绕三个角度、坚持三个主体”的原则，统筹构建对老年人健康友好的数字社会，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发展，推动国家积极健康老龄化目标的实现。

随着我国城镇经济高速增长及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造成大量儿童留守农村，留守儿童生存与发展困境亟待解决。以云南省某少数民族自治州Y县的留守儿童为例，运用深度访谈法、非参与式观察法收集资料，结合社会工作整合视角，分析少数民族地区留守儿童所特有的成长困境与需求；并探讨社会工作服务的有效介入路径，提出以支持性、治疗性、增能性为基础的整合式社会工作服务模式。

采用质性研究深度访谈法，对农村青少年过度观看短视频的特点、影响因素等进行深入分析。农村青少年过度观看短视频的特点有：主要使用快手，伴有手机成瘾症状；观看频率高、时间长，且具有戒断症；娱乐、信息和社交三种动机并存。农村青少年过度观看短视频的影响因素有：青春期的强烈成长诉求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得到很好回应是自身内部深层原因；家庭的不良示范和无效监管是重要外部风险因素；短视频平台的算法推荐技术和青少年模式的形同虚设是重要平台诱因。基于此，应注重加强农村青少年的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帮助其养成科学使用互联网的好习惯；多部门协力为农村青少年提供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和有益于身心健康成长的专业服务，满足农村青少年的成长诉求；加强对农村青少年父母的亲职教育指导，强化其亲职责任意识，提升其有效监管和教育能力；强化对短视频平台的监管，构建防范严密、没有疏漏的青少年模式。

个案管理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康复具有积极意义，尤其是在降低疾病复发率、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上海市H区11名个案管理员进行深度访谈，在访谈资料基础上分析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个案管理的问题与对策。研究发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个案管理存在操作规范缺失、专业能力不足以及外部支持欠缺等问题。因此，需要通过建立健全个案管理规范、提升个案管理专业能力、强化个案管理外部支持来推动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个案管理工作发展，帮助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更好地康复。

对被污名化群体的创伤后成长研究尚停留在独立影响因素层面，未形成系统化的理论模型或框架结构，使健康社会工作相关循证干预受阻。文章运用范围综述方法，借鉴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理论，在知网和Web of Science等高质量论文数据库中检索到了符合标准的114篇文献。整合相关结果发现，被污名化群体的创伤后成长存在五类影响因素：社会文化背景、家庭及邻里社区环境、资源获取条件、创伤事件性质、人格特质与认知进程。初步建构的“被污名化群体创伤后成长的社会心理决定因素框架”能够为健康社会工作领域开展相应理论研究与实务工作提供依据。

从期刊论文、学术著作、科研项目、学术载体等方面对“十二五”时期我国残疾人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与归纳。从研究价值观的理念转型、定量研究方法的拓展及范式演进、研究内容的领域延伸与丰富、研究视角的微观化和具体化、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实践等五个方面对残疾人研究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残疾人研究未来应该重点关注残疾人小康及其进程、残疾人贫困、残疾人住房、残疾人教育、残疾人事业发展的理论体系等五个领域。

校园欺凌会对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校园欺凌频发，引起广泛关注。为探究青少年在校园欺凌中的不同角色与抑郁水平之间的关联，本研究采取多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对江苏省和重庆市11所中学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52.3%的学生有过欺凌相关经历，其中欺凌者占13.4%，被欺凌者占18.7%，既是欺凌者又是被欺凌者的比例为20.2%；无抑郁症状的学生比重为44.8%，轻度抑郁者比重为31.7%，中度抑郁者比重为20.4%，重度抑郁者比重为3.1%。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青少年在校园欺凌中的不同角色与抑郁水平之间有显著关联。与对照组即未涉入欺凌的群体相比，涉入欺凌的3种群体具有更高的抑郁水平，其中欺凌−被欺凌者的抑郁水平最高。研究建议，扩大校园欺凌预防和治理的范围，将校园欺凌中的各类群体都包括在内。

随着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社区面临治理模式滞后和治理效率低下的双重困境。社区智治模式通过整合先进的数字技术和智慧化管理手段，实现对社区事务的高效、精准治理，成为解决上述困境的有效路径。广州市旧南海县社区通过政府引导、市场助力与社会参与，构建了智慧安防、智慧消防及智慧医养体系，实现了老旧小区的智慧化转型。基于旧南海县社区智治的理念、机制和模式，文章构建了多元治理理论模型，并提出加强科技支撑、推动多元共治以及保障居民主导等实现社区智治的实践路径。

摘要： 从政府视角切入清末辫子革命的研究较少。清政府在应对危机时存在诸多问题，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舆论失控，即舆论对蓄辫政策和禁止剪辫命令的抨击，报刊舆论对1904年推行剪辫易服的误传；二是制律无效，令行而禁不止，禁止剪辫令在军、警、政界的失效，载涛、荫昌等对剪辫的纵容和放任，载沣的不作为；三是政令不一，陆军部主剪而学部等禁剪。清政府未能顺应时代潮流，没有把自下而上的辫子革命转为自上而下的运作，也就无法维护政府权威，增加民众认同。这是清政府危机应对失误和缺乏政治智慧的表现。

工作满意度是影响员工稳定性的重要因素，因而分析民政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有助于构建一支高质量、低流失率的民政社会工作队伍。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SWLS)”数据，在“工作要求—资源模型”的理论框架下，通过调查华东、华中、华北、东北、西南5个区域572名民政社会工作者的情况，探讨该群体的工作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职业认同、社会支持、角色清晰对其工作满意度起到正向预测作用，其中角色清晰在职业认同、社会支持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中还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建议通过明晰工作角色定位、增强社会工作职业认同、增强对民政社会工作者的社会支持来增强民政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满意度，进一步提升民政社会工作队伍的稳定性与服务供给质量。

在梳理了与高绩效工作系统相关的64篇文献后，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对以往关于高绩效工作系统研究的内容结构、实施效果和研究层面等方面进行研究与评价。现有研究中，不同文化间高绩效工作系统内容结构有差异，但对组织行为学变量的作用机制差异不大，现在的研究多数是在普适观的理论基础下做的截面数据研究，未来应该在权变观、情景观和生命周期视角下，做跨文化和跨代际之间的差异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