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深入推进，以创伤知情为核心的干预理念在我国社会工作服务中的应用价值日益凸显。文章基于S市H机构在未成年被害人社会工作服务领域的实践探索，聚焦司法与学校场域中的服务整合困境，构建“司法+学校”未成年被害人社会工作服务模式。针对当前我国未成年被害人社会工作服务仍面临协同机制薄弱、服务理念滞后等瓶颈，从精准服务执行、专业能力建设、政策资源保障及循证实践优化四个层面提出系统化路径，旨在为构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未成年被害人社会工作服务体系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照，推动服务模式从分散干预向系统化、专业化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家事调查是衔接法律理性与家庭伦理的关键机制。然而，我国司法社会工作者参与家事调查，始终置于司法场域规制与社会工作专业伦理的双重逻辑之中。文章以Z社会工作机构承揽的“幸福有道”家事调查项目为个案，系统梳理了司法社会工作者在家事调查中的角色定位以及各主体对司法社会工作者参与家事调查的角色期待，呈现了在司法制度框架与社会工作专业伦理双重规约下，司法社会工作者参与家事调查过程中面临的角色冲突伦理困境、角色负荷的结构性压力以及角色中断的合法性危机。为更好发挥司法社会工作者在家事调查中的专业效能，应构建司法辅助优先的跨专业实务伦理、推动家事调查队伍的专职化、完善法律授权与程序标准化等纾解路径。

文章基于“润疆爱心夏令营”的实践，探讨小组工作与个案工作协同介入对经历创伤与家庭困境的创伤儿童自我认同重建的影响。研究采用质性为主、量化评估为辅的方法，通过六次结构化小组活动与针对典型个案的深度介入，系统分析该模式的实施过程与成效。研究发现，小组工作所营造的安全“心理场”为儿童提供了普遍的成长支持，而整合叙事治疗与认知行为疗法的个案工作则实现了对儿童深层创伤的精准干预。对营员小艾的深入分析表明，其在自我价值感、人际信任与未来希望感等方面均有显著提升。因此，小组工作与个案工作协同介入在儿童社会工作服务中的有效性，为社会工作介入复杂困境儿童提供了可借鉴的实务路径与理论参考。

在学校社会工作转型升级之际，新的实践模式是否能带来显著成效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基于此，文章以“共创成长路”项目为例，分析预防性视角下学校社会工作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干预成效，为学校社会工作创新实践模式提供参考。采用前后测对照组准实验设计，在项目开始前和开展一学年后，使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和网络成瘾诊断问卷，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的抑郁水平和网络成瘾进行测评，以评估项目在改善青少年抑郁与网络成瘾方面的干预成效。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接受为期一学年、共计18课时的“共创成长路”干预课程的青少年(实验组)，在干预后其抑郁和网络成瘾水平显著降低。研究结果证实，面向全体学生开展的心理健康促进项目有效降低了青少年的抑郁和网络成瘾水平，这为学校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未来学校社会工作可积极发挥学校社会工作者的培育赋能作用，将干预模式从事后单维介入向系统性事前预防转变。

大学入学阶段是青少年实现社会角色转变与自我认同重塑的关键时期，其适应本质在于个体通过社会关系重构完成身份再造。尽管高校已为此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事务性与心理支持体系，但现有干预模式多侧重于功能性支持，对身份转变过程中的社会性挑战关注不足。文章基于身份转变的社会认同模型，整合社会工作赋能—参与—优势实践模型，构建了身份适应赋能模式，并将其嵌入大学必修课程体系，开展小组干预。通过对119名新生的准实验研究评估发现，干预后的新生入学适应水平、赋能感及自我效能感均显著提升。参与者的负性情绪得分在干预后亦有所上升，反映出干预过程已触及身份重构的深层心理阵痛，而非仅停留于情绪的表面平复。通过课堂教学与专业干预融合，社会工作能够有效衔接学校的育人目标与学生的成长需求。

学校是社会工作的重要实践场域。然而，“服务悬浮”这一困境始终制约社会工作专业效能的释放。研究发现，“服务悬浮”是学校场域规则缺失、资源配置失衡等结构性约束与学校社会工作者例行化、区域化的保守实践策略相互交织，加之校社缺乏有效协商机制的意外后果，最终导致专业服务“形式在场但效能不在场”。突破该困境的核心在于，学校社会工作者以系统性反思性实践为起点，推动建立双边协商的界面工作。这一机制围绕服务需求、创新、成效三大议题，实现服务逻辑转变、创新链条重构和价值共识形成。而行政与专业非二元对立，可通过双边协商调和两者张力。

文章以A市B区YC街道社工站为例，探讨社会工作机构在嵌入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合法性生成机制。基于Scott的三维合法性理论，结合中国基层治理的制度语境，文章构建了“制度接入—关系动员—服务实践”三阶段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合法性生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嵌入制度授权、价值协商与认知内化中的动态社会过程。在规制合法性维度，社会工作机构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制度获得正式进入社区治理体系的资格；在规范合法性维度，社会工作机构依托社区关系网络与共同价值的协商逐步获得社会认可；在认知合法性维度，专业服务的持续实践使居民认同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和作用，并日常化、常规化地接受。三维合法性在实践中呈现出从制度外生压力到社会认可再到认知内化的阶段性递进逻辑，体现了合法性在基层治理语境中的串联生成特征。研究不仅深化了学界对社会工作机构嵌入社区治理结构的过程性理解，也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经验启示。

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流动人口的城市落脚与社区融入已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议题。文章以广州市 G 机构在 L村(城中村)实施的“新家园”项目为例，基于共同生产理论，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来探讨落脚社区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落脚社区并非单纯地承载服务空间，而是通过社会组织的介入与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在“倡议—响应—推动—扩散”的互动过程中逐步建构起来。社会组织在其中发挥联结与催化作用，通过激发居民参与、整合多元资源与重构关系网络，促进流动人口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共建的转变。研究表明，共同生产为理解流动人口落脚社区的生成逻辑与治理模式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城中村地区的社会整合与公共服务创新提供了经验启示。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新就业群体通过新型劳动形态深度参与公共生活建构，但其自身却面临社会公共生活的结构性疏离困境。针对这一公共性困境，天津市J社区以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为抓手，在治理过程中通过三重整合策略完成辖区内外卖骑手的社会整合：一是以空间整合策略打造互动空间，建立信任；二是以服务整合策略惠及服务对象，拉近距离；三是以志愿整合策略吸纳志愿行动，促进融合。在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过程中，基层党组织以治理关系为纽带实现利益相关方的有效整合，并在不同层面形塑社会团结：通过服务覆盖与治理吸纳，密切与新就业群体的关系；通过外部的事务治理，促进新就业群体的内部认同；通过加强邻里互动，实现社区整体团结。

文章基于110位受访对象的调查资料，应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探究社区闲置资产向嵌入式服务设施转化的机制，构建了社区闲置资产向嵌入式服务设施有效转化的模型。研究表明，社区闲置资产向嵌入式服务设施转化的机制是集转化需求、转化主体、转化原则、转化准备和转化实施为一体的系统性转化机制。社区闲置资产向嵌入式服务设施的转化结果呈现为空间型转化、功能型转化、模式型转化和技术型转化四种类型。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区治理理念，突出政府的统筹协调与政策支持作用，完善制度保障体系，聚焦“一老一小”及失能人群服务短板，大力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和人才，夯实可持续发展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