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已经成为中国人口发展的时代特征，需要理论指导和实践创新来促进外来务工人员社会融合。文章运用跨学科研究理论框架和参与式的研究方法，从学术研究、政策制定和实践运作层面，对江苏省常州市的国际合作“康健计划”行动项目进行了长期的技术支持与跟踪评估,总结了研究经验，进行了理论思考。常州市的实践研究证明，通过跨学科研究思路和社会各部门合作者高度参与的运作方式，当地政府已经建立了一个针对企业外来务工人员的多部门合作社会支持系统，完善了相关管理政策，提高了他们的健康水平和社会适应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获得市民化服务，并融入社会。

伴随国内社会企业的发展，社会工作和社会企业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社会工作开始尝试从专业理念与伦理及价值观、专业方法、组织结构、社会工作者、专业相关资源等多个角度融入到社会企业当中，这成为探索社会工作和社会企业多元化发展道路的有益实践。然而，社会工作融入社会企业运营的现状并不理想，其实践过程面临诸多挑战。通过对成都市的社会工作融入社会企业运营实践的分析发现，其实践过程受到组织决策者的认知和态度、社会企业“社会”和“市场”双重属性的平衡程度、组织运营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要进一步促进社会工作融入社会企业实践的发展，就需要加强政策法规的明确扶持和监管，从战略层面系统筹划社会工作在社会企业运营中的参与，强调社会工作机构对自身专业性的坚守。

引入“协同演化”概念，以更加整全的视角看待政社互动中的“双向运动”和“双向优化”，并搭建起“环境—利益—学习”的政社协同演化机制分析框架。文章从认知互构、知识互学、服务重组三个横切面呈现D社工站与镇政府的协同演化过程。政社“双向运动”表现为政府部门对社会组织的行政干预、服务增量和吸纳，以及社会组织展开的“自我保护运动”；“双向优化”表现为社会组织推进专业服务的情境能力和开展“自我保护运动”能力的提升，以及政府部门基层协同治理质量的提升。政社协同演化机制包括环境机制、利益机制和学习机制。环境机制是指国家和地方政府构建的协同治理格局，为政社协同演化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条件。利益机制是指政社的相悖利益对“双向运动”的牵引，共同利益和共容利益对“双向运动”的牵制，以及共容利益对“双向优化”的牵引。学习机制是指政社双方通过学习行动引起的适应性特征调整。

文章旨在系统整合现有研究成果，探讨影响老年人选择与接受安宁疗护服务的相关因素，为我国安宁疗护服务的推广提供针对性的理论支撑与依据。检索并筛选包括PubMed、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SinoMed)在内的9个国内外数据库的相关研究文献，从纳入的11篇文献中提取13个相关因素，运用Revman5.3和Stata17.0软件对数据进行提取与分析。结果显示，老年人安宁疗护服务需求及接受度与年龄、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居住情况、死亡态度、是否有体验或目睹过急救施行的经历有关。高龄、受教育水平较高、具有正向的死亡态度、未婚独居、有体验或目睹过急救施行经历的老年人安宁疗护服务需求与接受度更高。

患儿在诊疗过程中普遍存在医疗恐惧情绪，医疗恐惧有可能导致患儿逃避就医、迟延治疗。文章采用准实验设计，探究基于认知行为疗法理论的“阅读+游戏”疗法的联合模式减缓患儿医疗恐惧的可行性，从而构建社会工作干预患儿医疗恐惧情绪的有效服务方案。运用混合研究方法，选取云南省X医院18名白血病患儿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实施“阅读+游戏”疗法的小组干预，对照组不进行干预。结果发现，干预前，两组患儿的医疗恐惧程度、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病龄均无统计学意义；干预后，干预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与对照组比较，干预组后测得分显著降低，干预效果明显。因此，基于认知行为疗法理论的“阅读+游戏”疗法能够有效改善患儿的医疗恐惧情绪，提高患儿治疗的依从性。“阅读+游戏”疗法能通过相对轻松、愉快的方式缓解患儿的医疗恐惧情绪，在干预医疗恐惧中具有一定的推广性和适用性。“阅读+游戏”疗法也要密切结合其他治疗方法，并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综合干预，干预措施也需根据个体情况进行具体评估和调整。

不合理地使用手机容易引发青少年手机依赖，进而对其身心健康、学业表现和社会化造成不利影响。现有研究表明青少年个体的心理需求满足、家长的教养能力以及亲子关系是影响青少年手机依赖的重要因素。据此，采用多家庭小组工作方法对具有手机依赖倾向的青少年及其家长进行干预，并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测量干预效果。结果表明，准实验干预组的服务对象相较于对照组的服务对象有明显改善。青少年的心理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家长的教养能力亦得到提升，双方亲子关系更加和睦，青少年手机使用时间减少，手机依赖程度显著减轻。由此可见，针对青少年手机依赖的多家庭小组工作干预取得了短期的积极成效。

文章基于广东省12355青少年心理热线的海量数据，选取中小学生样本近4万例，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卡方检验展示了三种类型心理求助的差异性、平台回应机制，并借助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构建风险预测模型。研究显示，来电的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基本良好，但存在一定比例的心理失调和心理高危情况；热线数据变量与心理健康存在相关性，个体、家庭、环境三大因素均显著影响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风险预测模型可以较好地预测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研究发现，初中生及非在校生是心理问题高发人群；学业压力是触发心理问题的主因；男生和女生在不同维度上有不同的心理表现；心理求助量持续上升，但现有配套资源与支持难以满足需求；热线来电存在时空分布的内在规律及不均衡性。因此，应加强数据要素应用，使政府决策更加科学化；利用数字技术赋能人工服务，使社会治理更精准化；缩小城乡区域间的数字鸿沟，使公共服务更现代化。这三个策略能够提升“依据数据治理”的成效，从源头做好风险控制，让12355热线成为心理健康工作的“预警器”和“安全阀”。

虽然我国已经消除绝对贫困，但是女性相对贫困是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命题。文章在整合共同富裕和相对贫困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女性相对贫困治理的“收入—福利—资产—发展”四维分析框架，考察我国女性相对贫困的现状及其成因，并提出治理策略。研究发现，女性相对贫困表现为女性职业收入整体低于男性、社会保障不充分、资产建设不足、发展通道窄于男性；“性别文化—性别秩序—功能保障—性别分工”的交互作用是其成因。在此基础上，提出治理女性相对贫困的具体路径：塑造包容的性别文化，建设性别公平的民生保障制度，推进多元主体参与，形成治理合力。

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扩张，女性的受教育水平显著提升，但受教育程度的性别差异依然明显。文章基于2011—2022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人口受教育程度性别差异的影响机制和影响效应。从影响效应来看，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缩小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性别差异，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覆盖广度、数字化程度对缩小教育性别差异的作用依次递减。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女性受教育预期的提升作用更大，缩小了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性别差异，这种影响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落后地区更为明显，并在2016年《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提出之后得到强化。从教育阶段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于缩小人口受教育程度性别差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高中和大学阶段，对初中及以下教育阶段的影响不明显。从地区差异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于缩小人口受教育程度性别差异的作用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人力资本积累较低、公共教育投入较低和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地区更为明显，促进了教育公平和包容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