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和转型的关键年，党和国家对社会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期盼，社会工作既迎来了体制机制改革带来的发展良机，也面临着专业转型的深层挑战。2024年，社会工作学术共同体积极践行社会工作的时代使命，立足于“理论—制度—实践”三重维度，围绕八大核心议题，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理论维度，学界聚焦于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着力推动社会工作理论的本土化进程，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基于中国情境提出理论建设的方向。在制度维度，学界围绕党领导下的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建设、社会工作组织和人才发展等议题，探索社会工作学科和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方向。在实践维度，学界立足于中国社会工作实践，基于社会工作在基层治理、医务健康、“一老一小”服务和公益慈善领域的服务展开深入研究，实现了面向实践的知识生产。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学界需要持续推动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加强数智融合研究，同时在国际舞台上讲好社会工作的中国故事。

随着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逐步深入，以及中央社会工作部的成立，强调以整体视角观照和干预社会问题的宏观社会工作理论模式，正日益彰显其重要价值。宏观社会工作理论模式聚焦于社会结构性问题并加以系统的思考和行动，这对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与社会转型同步并进的情境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基于对国情的深入分析可知，县域社会工作乃是宏观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关键实践路径，对新阶段中国社会工作的整体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宏观社会工作理论为指引，县域社会工作应遵循目标导向、规划先行、特色融合、实践推进、能力提升的实践方向，并确立相应的体制机制，以推动中国社会工作的高质量发展。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乡村内生动力激发成为这一战略实施的关键。尤其是随着山区县域乡镇社工站快速铺开，日趋“空心化”的偏远乡村所面临的人群和区域双重弱势日益突出。偏远乡村的内生动力挖掘成为乡村振兴亟待解决的难题。尽管西方的新内生发展模式已经注意到内生性和外生性因素结合的必要性，但是并没有对两者如何结合做出清晰解释。为此，有必要就山区县域乡镇社工站助力偏远乡村内生动力生产过程进行研究，以便找到偏远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及其学理依据。通过对泉州市D县两个乡镇社工站为期一年的个案研究发现，偏远乡村同时面临人群和区域双重弱势。其内生动力的生产依赖“人群—区域”双层内外互促机制建设，即在协助弱势人群增进彼此内外互促过程中引入社会力量，盘活区域资源，并拓展人群在区域层面的内外互促机制。这表明内生动力生产需要超越内外二元对立的哲学视角，把人视为具有自觉意识并且能够带动内外互促的行动主体，从而生产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技术取向的研究强调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和自主权威，艺术取向的研究强调知识的流变性和反思性，以及社会工作在具体情境中呈现的“专业”。中国社会工作正处于从“本土化”到“本土自觉”的转型阶段，新阶段需要触及本土化更核心和更深入的部分。将“伦理实践”推向研究前台，关注实践中人背后的伦理精神，或许可以成为本土化路径中新的增长点。基于对苍县的田野实践，以县域内的社工机构及其行动者为研究对象，发现县域社工机构的伦理实践表征：关系性组织生态、属地化项目运作和在地化服务实践，以及这些实践表征背后的伦理精神编织过程。这些伦理实践精神逐渐结构化，继而反过来建构该生态，延续专业的某些特质，最终产生专业发展中的“扳道工”效应。

社会工作是党和政府实现社会治理的关键协作力量，而县域则是社会工作发展的关键区域。因此，深入研究和阐释县域社会工作发展尤为重要。文章将县域作为社会工作发展的研究场域，从领导注意力的角度切入，以领导注意力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作为分析核心，构建两者相互塑造的运作机制。通过对T市社会工作10余年发展历程的深入分析发现，领导注意力的聚焦能够促进社会工作者群体从基于理性计算的工具性关系，转变为基于专业情感认同的共同体关系。在理论层面，在分析社会工作发展时，应引入领导注意力和专业共同体的视角，并探讨两者之间的互动塑造机制。在实践层面，社会工作发展应重视县域政府领导注意力的分配，通过政策支持、资金分配等方式，构建县域专业共同体，促进社会工作深入发展。

循证社会工作在促进社会工作有效性、推动社会工作专业化、弥补理论与实践脱节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使其成为实现社会工作“好的实践”的可能策略。然而，兴起于西方社会的循证社会工作在中国实践中价值和限度并存。文章通过梳理和分析循证社会工作在中国本土实践探索中的价值和限度，从西方开展循证社会工作教育、建设证据审查制度、创建证据库、建立证据传播制度的经验启示和中国实践情境中本土知识体系建设两个方面，探讨了循证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循证社会工作的发展，既要注重学习借鉴西方循证社会工作的证据制度化建设经验，体现科学性；又要注重符合中国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的本土方案研究，体现中国循证社会工作的内在特性。

人力资本对社会工作者离职倾向具有重要影响，教育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技能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直接负向影响，而健康人力资本的影响不显著，表明人力资本影响存在类型差异。教育人力资本和技能人力资本都会通过工作满意度的中介作用而间接影响社会工作者离职倾向，表明人力资本的影响路径存在复杂性；教育人力资本和技能人力资本对社会工作者离职倾向的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代际差异，表明人力资本影响存在代际分殊性。需要根据人力资本对社会工作者离职倾向影响的具体机制和效应特征，采取相关措施，以降低社会工作者的离职倾向。

以河南省林州市W村留守儿童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式访谈方法对10名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情感缺失问题进行分析，发现留守儿童家庭情感缺失主要表现为情绪积压、出现偏差行为、错误认知和社交能力差四个方面。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指导下，运用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和互动模式，通过三阶段七次小组活动，对留守儿童家庭情感重塑进行小组工作介入。研究表明，小组工作对改善留守儿童家庭情感有催化作用，从留守儿童个人及其环境系统介入有助于缓解父母家庭功能缺位的负面影响，良好的家庭沟通有利于促进亲子关系缓和。

随着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社区面临治理模式滞后和治理效率低下的双重困境。社区智治模式通过整合先进的数字技术和智慧化管理手段，实现对社区事务的高效、精准治理，成为解决上述困境的有效路径。广州市旧南海县社区通过政府引导、市场助力与社会参与，构建了智慧安防、智慧消防及智慧医养体系，实现了老旧小区的智慧化转型。基于旧南海县社区智治的理念、机制和模式，文章构建了多元治理理论模型，并提出加强科技支撑、推动多元共治以及保障居民主导等实现社区智治的实践路径。

文章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潜在类别分析和OLS回归方法，先分析城乡青少年抑郁现状，再识别城乡家庭隔代支持类型，最后揭示隔代支持类型对城乡青少年抑郁的影响。研究发现：城乡青少年抑郁水平有显著差异，农村青少年抑郁水平更高，体现在做事费劲、愉快、快乐和悲伤难过因子上，但是留守与非留守青少年抑郁水平无显著差异；城乡家庭存在两种隔代支持类型，即疏离—弱功能型、亲近—强功能型，且城乡青少年、留守与非留守青少年无显著差异；隔代支持类型仅仅对农村青少年抑郁有显著影响，疏离—弱功能型隔代支持有抑制作用，亲近—强功能型有增强作用，体现在情绪低落和生活难以继续因子上；隔代支持类型对留守与非留守青少年抑郁的显著影响存在差异，亲近—强功能型隔代支持可抑制留守青少年抑郁，疏离—弱功能型隔代支持可抑制非留守青少年抑郁，体现在情绪低落、做事费劲和悲伤难过因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