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价值一直被视为社会工作这门学科的核心，尤其是在场景化的专业化发展道路和全球化背景的影响下，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急需发展扎根在地的伦理价值知识。为此，有必要从专业服务角度出发，考察社会工作伦理与专业服务的内在关系。通过回顾西方社会工作伦理的发展历史发现，西方社会工作伦理在经历了普世化的精英主义伦理和英雄主义伦理之后，受后现代建构主义逻辑的启发，开始关注场景化的专业实践，出现注重日常生活安排的生活关怀以及差异化和多元化生活的平民关怀。然而，这样的西方伦理却难以协调无限理性要求下的无条件关怀与人们有限耐心和智慧的矛盾，需要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汲取中国文化的有限理性假设，促使平民关怀与场景化专业实践的深度结合，让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不仅拥有现实生活基础，而且拥有文化伦理价值的反思能力。

社会工作伦理是一种基于关系的伦理，来自社会工作对人的自主性、人际关系的互为主体性以及社会关系脆弱性的价值判断，强调自我的自利性和利他性、人与人之间彼此的责任和关怀以及社会制度的道德意涵。价值观引导下的社会工作伦理实践是美德伦理、关怀伦理、正义伦理的整合性实践，是基于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专业关系的伦理实践。关系的改变带来了伦理的变迁，在新关系时期社会工作发展背景下，基于关系的社会工作伦理实践有着独特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伦理教育对社会工作学科的重要性在学界已经达成共识。但是，对如何进行教学还没有取得一致的认可，特别是针对反思能力的培养。采用解释性质性整合分析法对33篇中英文有关社会工作伦理教学的文献进行整合分析，归纳出11种突出的具体教学方法，并对教学方法背后的教学策略或理念进行分析和讨论。现有的策略或教学理念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先知后行、知行合一和反思内化（兼具理性与直觉的反思内化、技能式的反思内化、品格式的反思内化和异质性的反思内化）。在未来的研究和实践中，我国社会工作应就如何融合几种教学策略的优势于教学设计中进行更多的研究和实践，以期早日构建出符合中国本土的、成熟的社会工作伦理教学和培养体系。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流失问题已成为社会工作界关注的热点话题，较低的薪资待遇水平被普遍认为是影响社会工作者离职的首要因素。使用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SWLS)2019年截面数据，以互惠理论下的社会交换关系为理论基础，从社会工作者的薪资待遇水平和工作自主权出发探究影响社会工作者离职倾向的关键因素。结果显示，中国社会工作者总体离职倾向水平较高；薪资待遇和工作自主权均与离职倾向呈现显著负相关，工作自主权对离职倾向的抑制效应大于薪资待遇，且工作自主权能够缓解薪资待遇对离职倾向的负面效应。薪资待遇水平仍是影响社会工作者离开社会服务领域的重要因素，而工作自主权则是社会工作者在机构间流动的关键原因。因此，为降低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流失率，工作过程中重视对社会工作者的授权是必要之策。

社区不文明行为是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既有研究表明，社区不文明行为对于居民的社区安全感有负面影响。基于对深圳市城中村12位流动母亲的深度访谈，分析社区不文明行为对其社区安全感的影响机制。一方面，社区乱丢垃圾等不文明行为强化了她们对于社区居民“缺乏素质”的观念，降低了社区集体效能感，引发了她们的不安全感；另一方面，流动母亲认为社区中的违章建筑等显示了她们边缘化的社会地位，继而强化了她们的不安全感。研究认为，在城中村等外来人口聚居的社区，社会工作的空间介入对于提高社区集体效能感、实现社区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如何降低中国高中生学业压力而导致的内化问题？现有研究在识别其学业压力与内化问题之间的潜在调节变量方面综合性不足，难以在研究上为社会工作服务提供精准的干预靶向。对此，可以采用“系统评价”方法来对既有研究展开全面的科学化评估，并通过位序排列系统的建立来对学业压力与内化问题之间的调节变量进行综合识别和重要性排序。现有研究中共有19个潜在的调节变量被研究者所识别，其位序排列结果显示人际关系、性别、年级、家庭关系、学校环境以及心理韧性等成为影响显著的调节变量，以上6个调节变量发挥的作用效应依次降低。从“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理论视角出发能够进一步阐释调节效应的作用机理，并对后续的社会工作介入带来诸多启示。

随着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化的迅猛发展，民政部于2020年在全国推进乡镇 (街道)社会工作站建设。通过对湖南省“禾计划”A市社会工作站项目进行个案研究可知，依托政府购买服务的社会工作站建设体系呈现出以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为定位、顶层设计优先、聚焦民政主责主业、推动社会工作者专业化等特征。同时，该模式可用“行政化导向的新管理主义”来进行理论概括：一方面，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能够协助国家积极履行福利责任；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行政化目的与市场化手段之间可能会出现张力，在经济、效率、效果等方面产生预期外的后果。

近年来，社区韧性成为乡村振兴过程中的重要议题。社会工作站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载体，成为串联政府、居民及社会组织等主体并激发其互动和价值共创行为的枢纽，既是合作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也有效促建了社区韧性。本研究以长沙市望城区的“禾计划”项目为例，从合作生产视角出发，研究社会工作站促建社区韧性的机制。研究发现，在乡镇社会工作站合作生产实践中，合作生产的制度框架保障了社区韧性的合法性前提；合作生产主体间能力的互补可以保障组织韧性；合作生产中的持续性激励因素可以激发社区韧性延续的内生性动力。而合作生产主体能力的培育和环境营造、专业合法性及公共价值的创造构成了社会工作站引领合作生产实践的社区韧性促建机制。

党建引领是社会工作机构发展的重要“法宝”，这一过程表现出政治与专业的高度互嵌性。基于广东省D地27家社会工作机构的实地调研与个案访谈，考察社会工作机构党建发展与专业服务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工作机构成立党支部极大地拓展了其政治发展空间，社会工作机构党支部覆盖率的不断提高，使其得以吸纳一支年轻化、专业化与本土化的党员社会工作者队伍。一方面，社会工作机构以空间、身份与服务为载体，分别通过党建场景沉浸、党建角色连接、党建专业认同实现政治与专业的互嵌；另一方面，社会工作机构存在党建场景沉浸碎片化、党员社会工作者角色失调、党建项目专业认同低等问题，据此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建议。

通过对历次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梳理发现，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总和生育率下降和人口外流，东北地区乡村人口快速下降。而现行生育政策在顶层设计、政策设计的针对性、政策执行等方面存在不足，难以改变东北地区乡村人口生育困境。因此，在宏观层面要完善东北地区乡村生育政策顶层设计，健全和改善生育政策的执行，在具体生育政策领域中要继续放开生育限制；要构建以家庭为基础的生育支持政策，减轻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而扩大社会保障制度等，是对现行生育政策的完善与创新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