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事件治理是多元主体参与的过程性治理，公共危机事件治理体系具有先在性，社会工作参与公共危机事件治理是它加入治理体系，同其他主体特别是关键治理责任者的合作与协同过程，这种关系上的结合、合作和协同发挥作用的过程和机制称为嵌合。嵌合的本质是互嵌、结合、合作与耦合，它既包含社会工作与其他主体的合作与协同服务，也包括对创新治理行动的倡导。嵌合是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和发挥专业功能的重要机制和特征。

随着百年未遇的新冠肺炎疫情施虐人类社会，人们不得不面对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如何援助人们在不确定性的时代应对挫折，化危为机、寻找希望，成为了社会工作的专业责任。存在主义对此提供了极具启发意义的理论资源。相比传统认知，存在主义不仅提供了与社会工作伦理相一致的现代人观，并能促使社会工作者自觉其助人关系中的立场和责任。运用存在主义，社会工作在援助过程中不仅可以借鉴其已被一般化的援助框架和过程，而且有利于探索如何深化专业关系，实现专业使命，从而体现专业责任。

以“村改居”社区治理的改进空间为切入点，探讨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的实现路径和发展空间，厘清社区内外资源整合、社区居民共同体意识培养、多元主体协同合作，以服务增能，实现助人自助和社区自治是社会工作嵌入“村改居”社区治理的重要突破点和治理基石。由于体制机制和公共服务衔接不健全等原因，我国“村改居”社区治理面临管理理念和方式滞后、财政和资源投入不足以致公共服务供给匮乏等问题。加之“村改居”自身的特殊性以及社会资本和现实条件迥异，城市成熟社区治理的有效经验和方法难以简单复制，亟需引入新的治理方法和社会资源助推“村改居”社区提升治理效能。建议引入社会工作力量，通过发挥社会工作赋权增能的独特优势，助力社会的有效治理与城市善治。

已有研究发现大致20%—32%的学生反映他们曾经遭受过校园欺凌，校园欺凌事件日益频发，需要学校社会工作者的特别关注。选择W市所属的9所中小学共计1491名学生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受欺凌频率量表和自我效能感量表收集数据，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有20.7%的学生是校园欺凌的受害者；受欺凌经历对学生的学业、社交、情绪等方面的自我效能感均产生显著的负作用；而且受欺凌经历对中学女生的自我效能感负作用更大，严重影响其后续的成长。因此，学校社会工作需要尽力降低并消除校园欺凌现象的发生，尤其要保护中学女生免受校园欺凌，并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升受欺凌学生的自我效能感。

儿童期是人生发展的关键时期，儿童期的发展状况会影响人的一生。为了解近十年来“儿童发展”领域的研究现状，以中国知网的1360条、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的2827条文献为研究对象，利用CiteSpace软件分析该领域的总体概况、关键词分布、研究热点和趋势，研究发现：国际上关于“儿童发展”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心理学领域，研究问题主要涉及儿童认知、记忆力、同伴关系等问题，我国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学领域，重点关注儿童教育发展等问题；国外多关注全体儿童的发展状况，而我国主要关注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等困境儿童的发展状况。未来儿童发展内容上应更突出多维性和综合性，研究对象上注重特殊儿童和全体儿童相结合，研究方法上注重量化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研究视角上强化国际比较研究，研究过程则应有更多跨学科研究与合作，以丰富儿童发展的理论和知识体系。

传统是现代的伴生物，也一直与现代性进程相伴相形。改革开放40多年来，从“乡土中国”“单位中国”到“城乡中国”“社区中国”，中国社会发生了沧桑巨变，人民调解这一传统制度也必须重新生产出自己的现实合法性。随着以往城乡二元结构的变化和越来越多城乡社会混合体的出现，社会治理也日益向基层社会下沉，由此形成了社会治理的社区化以及社区民间调解的兴起，传统民间调解的草根特质得以更新，并催生出了新的社会团结粘合剂，促进了居民的自我教育和自律自治，特别是专业性资源的引入大大拓宽了社区民间调解的可用资源。正是在基层社会变迁和社区治理创新的时代熔炉里，从传统“东方之花”淬炼出了现代“东方经验”。在新时代人民调解制度的持续性探索中，社会治理现代化将继续催生出“东方经验”的新篇章。

信任是民族杂居社区向互嵌型社区发展的关键要素。通过对内蒙古自治区蒙汉杂居C社区的问卷调查，发现C社区的人际信任期望较高、同民族间信任度高、对社区工作人员信任度高、信任浅层化、以工具性信任为主和信任多源于文化。民族、年龄、居住时间、个体经验、社区参与、邻里交往、社区公约是影响C社区人际信任构建的主要因素。其中，社区组织参与和邻里交往与社区人际信任显著相关。基于社区社会工作的地区发展模式，提出营造社区公共空间、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助推民族文化交往的社会工作介入策略，以此构建人际信任，推动杂居社区向互嵌型社区发展。

健康的社会心态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心理基础，也是其立足于城市生活的精神支撑。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出现了心态失衡的现象，表现在在城市融入过程中常常面临的两座“冰山”的冲突，其中一座“隐性冰山”是理想中的“自我”，另一座“显性冰山”是现实中的“自我”。农民工的社会心态变化随着城市融入过程呈现出多样的动态发展现象，展现出较为复杂和多样化的心态失衡状况，并制约着农民工融入城市。因此，建议运用冰山理论探索自我、挖掘农民工自身负面心态的正面价值、寻找农民工不良心态背后的正面动机、重建农民工负面情绪的正面疏导机制以及消除对农民工的刻板印象和加强人文关怀等措施，以解决农民工群体社会心态问题，进一步提高其城市融入程度。

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在参与突发事件行动过程中所面临的结构、制度、能力等现实治理难题，反映了组织行动困境背后存在的双重逻辑，即作为外部环境的科层治理的约束与内部治理条件的组织合法性的不足。以问题导向为研究思路、以科层治理与组织合法性为研究视角，提出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突发事件治理可以从行业、基层、互联网三大方向构建内部治理共同体，以调和科层约束与组织合法性不足的矛盾，推动社会组织实现治理愿景。

派文与克洛伍德沿着社会阶层理论脉络讨论美国福利国家建设问题，指出底层民众的抗争运动是促成美国福利立法的关键，但福利立法又构成了对于底层民众的管制。派文等人揭示了底层抗争影响福利立法的机制以及福利立法救助功能与管制功能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派文等人看来抗争运动是底层权力重要表现形式，在经济危机等经济、社会背景下，底层抗争运动通过影响选举政治发挥作用，促成美国福利立法。派文等人并不否认福利立法的救助功能，但是进一步指出福利治理有造成底层民众社会孤立，消解福利救助功能的危险。派文等人的理论讨论对我国福利立法、基层治理实践与研究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