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女工是城市中的新弱势群体，运用抗逆力理论分析外来女工，弥补问题研究取向之不足，呈现外来女工的优势与资源，为强调“赋权”“优势视角”“人在情境中”的社会工作干预提供借鉴。研究发现，心态乐观、生活愿景积极、意志坚强、理性抗争等内部因素以及家庭支持、朋辈群体支持、社会力量支持等外部因素，共同构成了外来女工抗逆力的保护因素。社会工作者可通过挖掘个人保护因素、链接社会支持资源、倡导政府政策保护等路径，从不同层面激发和提升外来女工抗逆力。

中国农村妇女自杀行为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随着社会变迁步伐的加快，自杀行为也产生了新的变化。以中国农村妇女为主体进行本土化探索，对既有的相关文献研究进行梳理，在阐述当今中国农村妇女自杀现象的基础上，指出农村妇女自杀的主要特征为自杀率高且方式集中、青年妇女比率较大、后果较为严峻，并对这一社会现象从农村妇女自杀数据的调研、自杀问题的更深入研究、预防措施和干预手段的研究、自杀未遂者的研究四个方面作了展望，以期为更深入探索当今中国农村妇女自杀现象提供经验借鉴。

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双向性包括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对彼此角色的清晰认知及双方对专业关系的存在与阶段变化的体察。由于社会工作职业形象较为模糊，服务对象经常将社会工作者错认为义工、好人、亲友、政府代表、推销者或诈骗者，形成了单向的专业关系，影响了服务成效。社会工作者难以纠正服务对象的认知偏差，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利用其认知偏差达成个人或机构的目的，社会工作者的处理失当导致双向关系建立的失败。迈向双向的专业关系，应增强社会工作职业形象的可识别性，强化社会工作的服务规范与伦理自觉，增强社会工作者对专业关系的敏感性。

面对专业社会工作“水土不服”和本土社会工作专业性欠缺的双重困境，社会工作如何突破？这是当前社会工作发展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浙江在不断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以社区融入为目标的“专业社会工作本土化”和以技能提升为目标的“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双轮驱动”策略，有效破解了社会工作的双重困境，实现了社会工作的融合发展。

灾害，是未预警的、对人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产生破坏性影响的、自然或人为的事件。如何更好地预防灾害、更及时地介入灾害救助、更积极地进行灾后重建，是灾害救助中的重点课题。社会工作介入灾害救助在社会工作力量与政府的协作配合、介入灾害的时效、社会工作的资源整合协调能力、社会工作者的角色认同、方法的适应性、关注的灾害类型等方面存在问题。围绕灾害社会工作介入灾害救助应重点关注哪些方面、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何有效发挥作用等问题，从社会工作介入灾害救助的预防性、长效化、救助精准化、角色明确性、服务方法在地化等方面提出建议，以提升社会工作介入灾害救助的有效性和价值。

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作为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的组成部分，是一个蕴含“人、群体、制度”的三维系统工程和嵌入社区生活的日常实践过程。基于CZ市的调查资料和实践关系的研究立场，把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置于社区工作实践场域和社区生活场景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社区工作者个体奉献意愿消退，队伍结构失衡以及“三重三轻”的制度效能弱化，构成阻碍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三重困境”。推动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仍需从关注社区工作者个体发展意愿、优化社区工作者队伍群体结构和深化制度实践效能三条路径着力。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网络时代悄然而至，网络化程度日益深化。网络深度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工作领域也不例外。网络社会中“缺场交往”的日益盛行，为以“在场交往”为主的中国传统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带来严峻的挑战。西方发达国家的网络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模式为我国孱弱的网络社会工作实务服务提供了理论省思路径，加之网络化时代日益凸显的崭新问题已难以用传统在场的社会工作实践加以解决，新型“互联网+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的诞生与发展已势在必行。“网络社会工作”既是对时代问题的积极应对，也是社会工作自我完善的内在要求。

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诱因及特征是多方面的，事件过程中存在政府、企业和村民缺乏有效沟通、矛盾呈现多样化、处理难度较大等问题。社会工作作为第三方社会力量，可以发挥沟通桥梁、协调矛盾及链接资源等作用。基于社会工作视角，构建政府、企业、村民、社会工作、法律援助机构、环保组织、媒体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理，明确主体间的职责关系及运行机制；同时建立风险预估、冲突处理、事后监督的合作路径，在不同阶段发挥各主体不同的优势，实现资源共享，达到合力化解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目标。

针对当前我国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的缺陷，提出了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内源式供给”概念。对Y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的研究发现：通过挖掘“社会性资源”、整合区域特色文化资源、参与竞争及寻求政府的财政支持与认可等层面，Y社区基本实现了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内源性供给”。为实现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内源性供给”的可持续性，政府应加强外部力量支持，强化自身建设以激活内生力量，进行资源整合推动社区融合，参与市场竞争培育社区精神。

失独家庭是目前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弱势群体。通过在A、B两省的实地调查，发现加入失独自组织的失独家庭与没有加入失独自组织的失独家庭在社会支持的获得上情况不同：前者得到的正式社会支持更多，非正式社会支持变少；后者得到的正式社会支持少，但是其非正式社会支持的作用却要相对显著。此外，在对社会支持的期望方面，前者期望偏高，趋向“理想型”，现实性变弱；后者期望低，大多是一种“底线型”期望。致使差异形成的原因众多，但失独自组织通过对失独家庭在失独归因、刺激惯习、权利意识、责任身份、对垒力量作用以及难以避免的自身“内卷化”倾向，对差异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对开展有区别、分类化的失独家庭社会支持服务和认识“失独自组织”的双重性及引导其科学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通过对天津师范大学学生干部和普通学生的随机样本进行logistic回归，研究父母政治资本对子女在高校担任学生干部的影响。将政治资本量化为党员身份和干部级别，研究发现,父亲行政级别与子女担任学生干部有显著关联。父亲具有行政级别的子女担任学生干部的发生比是父亲不具备行政级别子女的7.180倍。可见，父亲的行政级别越高，子女担任学生干部的概率越大。

精准扶贫是现阶段扶贫工作的思想新突破、思路新探索，势必对新时代的扶贫开发产生影响。农村社会工作对扶贫工作产生了启发性的作用，表现在“以人为本”成为精准扶贫的价值取向，贯穿在整个扶贫工作之中；去标签化是精准扶贫的重要任务，通过去标签来改变固定僵化思维；农村反贫困社会工作给精准扶贫工作带来经验，促进了精准扶贫模式的完善；服务型角色成为扶贫开发工作中的主要力量。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初步形成了以全面从严治党、创新社会治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代表的治理话语体系，并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与时代特征。执政党不断推进治理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完善，既提高了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也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中国梦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核心要旨，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三个维度的价值目标统一起来，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与中国现代转型的演进规律、信息时代意识形态融合重构大势和当代人们务实多样的价值取向深刻契合，从历史、现实与未来发展，从民族、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从中国梦与世界梦的融合统一三个价值维度彰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视野，凸显了中国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特质。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包含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鸦片战争之后，国门重新打开。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部分中国人曾一度怀疑自己的文化。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发展令世界瞩目。相应地，文化层面也开启了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历程。新时期，坚定文化自信，需要在构筑系统专业的文化体系基础上，做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文化“双创”推动文化自信。一方面，在文化的传承中，弘扬中国精神，兴办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另一方面，在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交流中，加强文化的“走出去”，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