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中国上海低收入家庭中亲子冲突较多的现象进行干预研究,设计家庭教育指导方案并实施、评估，在上海市某区10个街道随机抽取自愿参加项目的240户低收入家庭，其中随机分配120户进行为期8个月的教育指导干预；其余120户接受常规福利保障的家庭作为对照组。结果表明，实验组和对照组在父母评定的亲子沟通、孩子评定的亲子冲突频率、亲子冲突形式方面均有显著性差异；干预显著增加了亲子沟通，降低了亲子冲突的频率和形式。针对低收入家庭的教育干预能有效提升亲子关系。同时，以增强父母的知识、增加家庭的希望来改善亲子冲突的干预路径，强调家庭自身积极功能的恢复，符合社会工作的价值导向，可在城市中的贫困家庭进行继续推广，并推动更多样地评估。

婴幼儿与外部世界的情绪互动在早期人际关系的建立与社会性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情绪社会性能力作为幼儿早期发展的重要内容，是婴幼儿健康人格和良好适应性形成的基础。采用单组前后测的设计，通过《中国幼儿情绪社会性发展量表》的发放，在云南省楚雄州R县Y镇选取6名2—3岁幼儿为服务对象，探讨通过共同阅读情绪社会性主题绘本的方式改善幼儿情绪社会性外显域及失调域问题的可行性，研究发现，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特征的绘本是改善幼儿情绪社会性问题的良好工具。幼儿可以将集体故事会中学习的绘本人物角色和故事会中其他幼儿的行为作为榜样内化后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同时，此次干预引起了农村地区父母对儿童早期发展的重视，故事会的形式也给幼儿家长搭建了交流平台，增强了照顾者的社会支持。

脑卒中是一种急性脑血管疾病，通过认知因素和行为因素的调整可以对原发性和复发性的脑卒中进行有效预防。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医院以“风信子”脑卒中病友俱乐部项目为例，开发干预手册，旨在通过提升自我效能感和强化社会支持，从而提高药物依从性并最终达成降低脑卒中复发率这一远端目标。在此思路基础上，干预手册梳理了疾病和药物知识的教育以及建立支持网络的服务活动，改进了执行方案和关键活动及其要点提示。本项目的成效以及成效产生机制将通过准实验设计进行检验。

我国社会工作机构绩效评估在规范行业发展、推动行业交流、提高监管水平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也面临机构疲于应付、评估专业性不强、公众参与不足、评估结果公信力不强等诸多责信困境。摆脱这些困境，在价值取向上，应从被动式检查转向组织增能，增强绩效评估的过程导向和成效引导，以提升管理责信；在制度规范上，应完善评估制度建设，多向度共建专业责信；在法制建设上，以法治为导向，构建权利义务相适应的法律责信；在公共责信上，通过多主体参与完善公共责信履行，保证绩效评估体系能够承载社会工作服务的公共价值。

随着社会工作服务走向专精化，为实现特定服务对象需求的实务探索也更加精细。“双盲个案”以脑瘫儿与双相情感障碍个案服务为例，依据双盲实验原理设计服务方案，在为其提供社会工作服务的同时开发各自优势，在服务过程中融合了社会工作治疗、教育和支持的技术策略，并探索不同类型案主之间的交互支持技术。通过双盲个案的实验设计与具体执行实务发现，在谨慎控制外部环境因素和细致使用相关社会工作技术的情形下，脑瘫儿与双相情感障碍案主之间交互支持的双盲个案设计可以有效改善双方的社交微系统，促进彼此成长。同时，两类案主交互支持的形成，对改善其社交微系统有一定效果；而对两类案主家庭关系的重建和扩展支持是双盲个案得以有效延展的关键。

相关文献分析发现，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正念疗法以其全然性、当下性、本土性、融合性的专业特征，逐渐被广泛运用于慢性疾病辅助治疗、心理疾病治疗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等领域。近年来，正念疗法以其对服务对象内心专注以及活在当下能力的强调，而逐渐成为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技术的选择之一，并逐渐实现服务对象心理增能向心灵解放的迈进。社会工作借助正念减压疗法、正念认知疗法、辩证行为疗法和接受实现疗法四种模式来解决人类面临的新问题，并通过态度与承诺、导航与认识、存在与觉知、观想与平衡、联结与赋意、融合与行动六个步骤，指引服务对象通过正念修行维持身心健康。基于历史经验与实践反思，社会工作者在实施正念疗法过程中应不断积累实务经验，增进专业反思，创新服务模式，最终形成社会工作服务中正念疗法的科学体系与东方智慧。

基于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资料，对社会工作机构和街道、居委会的关系进行分析，提出两者之间已经形成有“有边界合作”这种新型关系。在这种新型关系中，两者的关系更为平等、健康，社会工作机构的专业优势得到街道、居委会的认可；同时街道、居委会的工作重点和难点也得到社会工作机构提供的专业服务的支持。这是社会组织和政府及体制内部门关系的良好发展方向，值得其他服务领域借鉴。

伴随着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以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引领的社会组织逐步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认可，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社会服务的实践，客观上改变了20世纪末由政府大包大揽的社会管理体制，促进了政府社会职能的转变和新社会体制的建构。然而，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践空间及体制空间，既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基层官员的支持，也需要社会组织的自我拓展。这就使得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空间呈现出情境动态、多样性、立体式的特点，从而生产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折叠式关系”的样态，也使得这种关系下所产生的弹性化治理空间有了特别的社会学意义。

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大陆农村社区正面临大量小学校舍资源闲置和公共养老服务空间匮乏的矛盾。善用闲置校舍资源，满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同时又能够对空置的校舍进行保护性开发，是一个双重乃至多重获益的整合。中国台湾地区二十多年来的社区营造经验为解决这一对矛盾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将空置小学改建成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是一个“资产为本”的社区活化过程，需要以人为中心、内在取向和聚焦社区关系构建；需要强调软件而不是硬件,使得空间开放化、复合化、艺术化和育人化；还需要强化社区教育、文化保育、社区组织培育以及社区意识、社区认同和社区感的培养，以促进政府与民间上下互动，实现基层培力和政策协力。

运用定性研究方法，立足于权利视角，通过文献资料及个案访谈的分析，阐释当前特殊儿童融合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形成原因，研究发现，特殊儿童融合教育支持保障体系不足是导致融合教育理念认知滞后、专业化供给孱弱、联动机制缺失的重要原因。为了保障特殊儿童教育福利权的实现，未来应以家庭为本位，以“优服务、促发展、享共融”的发展理念为指导，构建多元复合支持体系，在家庭能力建设、专业服务供给、有效联动机制建设等方面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