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儿童福利供给是新时代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从计划经济时期至今，城市困境儿童福利供给在政策层面不断发展，供给主体、供给内容，供给对象均发生了转型。各地方也基本形成了政府−家庭−社会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困境儿童福利供给模式。但是，城市困境儿童福利供给仍然面临福利供给碎片化、精度不足、主体缺位的问题。这主要与城市基层福利治理的风险控制、技术治理、非对等的关系、分散的治理结构有关。城市困境儿童福利供给治理困境的突破还需要重新审视对儿童的认知、重构儿童供给目标、优化儿童福利负责部门设置。

困境儿童多元福利主体互动关系呈现出非制度化多元协作特点：政府对项目具体规划不足，对家庭的需求评估宏观指导不足，对相关方之间的沟通协调不足；政府购买提供的更多是支持性服务，针对家庭的发展性服务和预防性服务不足，在服务角色偏好、倡导就是对抗等理念的制约下，倡导功能受限；在社区与家庭的协作递送中，社区的过度行政化制约了社区对家庭的直接服务，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社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协作递送机制非制度化特点明显。针对福利资源的有限供给，应通过倡导等多种形式释放更多服务供给，实现福利供给内容和方式的多样化；针对需求评估、身份认定和服务供给之间的张力，应构建多元福利主体之间的制度性衔接方案和“绩效性合作模式”。

随着自闭症儿童患病率持续上升，社会对自闭症的关注越来越高，社区是自闭症儿童康复的桥梁，因此帮助自闭症儿童及其家庭获得社会接纳、融入社会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无锡市3个社区的问卷调查，描述社区居民对于自闭症儿童及家庭的接触与接纳情况，并就影响因素进行讨论，发现社区居民与自闭症儿童及其家庭的接触非常少，并且其对待自闭症儿童及家庭的态度呈现矛盾状态，即虽然居民自身愿意接纳自闭症儿童及家庭为邻居，但很少有愿意接纳自闭症儿童的家人为朋友，更不愿意自己的子女同自闭症儿童接触。由此可见，自闭症儿童及其家庭在社区内遭遇到社区接纳的现实困境。鉴于社会支持对于自闭症儿童及家庭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将对自闭症儿童及其家庭构建友好的社会氛围、提供全面的社会支持等作为重要的突破策略。

家庭监护在儿童成长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良好的家庭监护能够为困境儿童的成长发展提供保障。采用混合研究方法，调查了解困境儿童家庭监护的现状及困境，深入剖析影响家庭监护的因素，研究发现，困境儿童的家庭监护存在监护意识缺失、监护能力不足以及监护支持系统缺乏等问题。因此，需要提升困境儿童家庭监护人的监护意识，提高家庭监护能力，建构“家庭−学校−社区”三位一体的合力监护体系，这样才能做好困境儿童的关爱保护服务工作，促进困境儿童的成长和发展。

全球环境危机日益严重，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中国的环境问题也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面对环境的议题，西方学者提出绿色社会工作的概念，提倡将环境的新议题引进到社会工作专业并增加其在社会工作实践中的重要性。首先反思中国在快速工业化时所面对的挑战及其对农民工、城市居民和环境恶化的影响；接着介绍绿色社会工作的理念，并解释环境议题在21世纪对社会工作专业的挑战及重要性；最后，用实践的例子探讨绿色社会工作如何回应在快速经济发展而产生的环境危机，从而说明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

大数据技术背景下，用户画像技术作为一款用户数据处理工具，可以通过标签模型的构建帮助专业社会工作提高服务精准度，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同时也可以帮助专业社会工作开展自我营销，有利于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和推广。在应用用户画像技术时，专业社会工作也面临了个人信息安全、标签模型不精准等问题。建议加强用户个人信息保密，提升用户信息精准度和完整性，以利于用户画像技术与专业社会工作结合，促进专业社会工作发展。

在党建中引入社会工作是创新党建工作的重要路径，党建社会工作岗位是党建工作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重要实践。党建工作与社会工作在价值方面相近、服务对象方面相同、功能方面相融、技术方面相通、评价方面相联。党建社会工作以党员和党支部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党组织建设与质量提升为目标。党建社会工作岗位一方面为党员能力提升及开展为民服务提供专业的方法，有助于克服党建形式化和概念化等问题、锻炼党组织；另一方面有助于拓展社会工作服务领域，提高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可度。鉴于党建社会工作岗位发展时间尚短，在专业培育、实务方面存在诸多不足，可以从党建社会工作者的制度化、社会化与专业化等方面进行改进。

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过程已历经百年，不同发展取向相互缠绕，厘清其演进脉络有助于推动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采用引文空间软件CiteSpace对1956—2019年科学网(Web of Science, WoS)所收录社会工作文献的引文进行可视化分析后发现：西方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经历了概念化、工具开发、应用创新与知识整理四个阶段，已经初步确立了科学学科的地位；儿童保护、灵性社会工作、绿色社会工作、批判性理论与实践、证据为本、扎根理论、主位或主题分析法等是研究热点；质性分析、证据为本实践等为研究前沿；伦理道德研究与质性方法是社会工作研究的重要知识基础。

随着社会治理创新进程的推进，探索社区营造在中国语境下的理论意涵、实践模式和行动路径尤为必要。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认为，社区营造是社会建设过程中的一种反向保护机制。中国台湾社区建设实践经历了从社区发展向社区营造的动力转化，而中国大陆社区建设也经历了独特的历史变迁，并在社区治理进程中逐渐吸纳中国台湾社区营造的经验和理念。基于对浙江省塘村“柴砖银行”社区营造项目实践的经验研究发现，塘村社区治理实践与社区营造之间既具有内在契合性又凸显其本土异质性，以社区为本、嵌入社区生活情境、注重基层社区民主元素的激发应成为本土社区营造的关键特质。

在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乡村社会治理面临“农民公共意识羸弱”及“公共性缺失”双重挑战。个案研究发现，村庄精英从村民的乡土情结出发，借助制陶传统文化，挖掘乡村内部资源，发挥新媒介的整合功能，利用村庄春晚打造文化盛宴，逐渐培育农村文化自组织，这些实践为推动乡村社区治理创新提供了可能空间。新时代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包括以党建引领促进乡村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为关键；以发挥政府职能，构建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有机连接的“三社联动”格局为抓手；以优化乡村社会治理结构、加强社区公共参与及公共精神培育为落脚点。

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等方法，通过对《S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及相关决议、意见与办法构成的儿童保护政策体系进行政策执行过程评估发现，儿童保护政策从提出到执行存在机构设置的层级差异，从贯彻到实施存在政策的非均衡性，从回应到协同存在多主体的博弈性，从内核到外围存在环境的差异性。而这些层级差异、非均衡性、多主体的博弈性、环境的差异性容易造成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紧张关系”与“政策阻碍”。为尽可能减少“政策阻碍”现象的发生，需完善政策内容的完备度与可操作性，提升政策执行主体的执行能力，调整目标群体对政策的认知偏差，持续优化政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