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擘画了社会工作的历史方位和时代使命，社会工作学术界以专业的坚守回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2022年，社会工作学术界积极围绕社会工作理论、实践研究、乡镇社工站、老年人、儿童青少年、行业发展、专业教育等方面开展了高质量研究。为进一步推动社会工作的发展，学术界要不断探索新领域，勇于回答时代之问，积极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倡导社会工作政策体系、实践体系和教育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推进社会工作体系化建设；加强实践自觉、理论自觉与文化自觉，推动基于实践的知识生产，提升社会工作的学术地位。

要妥善回应深化改革过程中困境儿童多元化的需求，须从困境儿童社会支持着手，通过发挥社会组织联动多元主体的作用来筑实困境儿童社会支持网络。研究聚焦S组织困境儿童服务实践策略，分析其回应需求的服务过程，旨在为社会组织参与构建困境儿童支持网络提供实务参考。研究发现，S组织在开展困境儿童服务时能够充分发挥枢纽平台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儿童主体发展和多元主体参与，但组织存在建设局限性、服务内容与形式创新不足、服务不够规范、机制缺失等方面的问题。推动儿童福利事业发展的关键在于要坚持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供给格局，拓宽社会参与渠道和门槛，整合跨界创新力量，动员多元主体在困境儿童服务中积极投入服务和资源，强化其社会支持网络。

社会组织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的重要主体之一，如何提升能力以更好地参与协同治理是其发展方向。从社会创新这个内生性视角展开社会组织发展研究是下一阶段合适且有吸引力的方向。社会组织产生是一种组织创新，其理念与价值创新具有独立的社会价值，服务产品则是社会理念和价值创新的载体，资源配置创新，连锁、加盟、授权等组织创新致力于更好地传达使命，提供服务。社会组织创新发展可以回应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中的目标置换、社会组织的理念和价值彰显度不足、社会组织自主性不足等问题。

社会工作者的金融素养提升对于其自身和服务对象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国内首个社会工作者金融能力提升在线金融教育项目培训的前后测，评估在线金融教育对于社会工作者金融素养提升的成效，并探究个人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参训社会工作者在金融教育背景、参加相关培训机会、平时主动学习金融知识习惯等方面均非常不足，金融素养提升面临挑战；在线金融教育对于提升社会工作者金融素养具有显著作用，其中男性、研究生以上学历、全职工作7年以上的社会工作者金融素养提升最为显著；金融素养提升后社会工作者具有更强开展相关服务的意愿和信心。

自我污名在精神障碍者中普遍存在，对他们的社会康复可能会带来不利影响。通过问卷形式对330名精神障碍者进行调查，分析其自我污名、希望感、家庭功能和专业心理求助态度的水平现状，探究家庭功能及专业心理求助态度在自我污名与希望感关系中的链式中介效应。研究发现，43.1%的受访者自我污名程度严重，希望感和家庭功能整体处于中等水平，有接近四成者抱持消极的专业心理求助态度。另外，自我污名与希望感、家庭功能、专业心理求助态度显著相关。中介分析结果证实了家庭功能与专业心理求助态度在自我污名与希望感关系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因此，社会工作者在提供康复服务时，可重点从精神障碍者自我污名、家庭功能和专业心理求助态度三个方面作介入，从而消解自我污名及其负面影响，提升希望水平。

轻度认知障碍(MCI)是老年痴呆的前期症状，因疾病特殊性，其照顾者表现出与压力相关的负面情绪和照顾负担等问题。课题组成员尝试在认知障碍初期阶段对家庭照顾者进行整合干预，从而缓解照顾者的照顾负担。采用准实验设计，对干预组进行社会工作整合干预，并使用照顾者负担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简易自我效能量表和一般应对方式量表对参与者进行干预前和干预后测量，并和对照组进行描述性统计、T检验等统计分析。在干预结束后，对6名照顾者进行了跟进访谈，以更深入地了解和分析照顾者各维度变化原因。研究发现，照顾者的照顾负担没有显著性差异，但照顾负担的情感负担维度显著降低，发展负担维度却有显著提升。照顾者的社会支持有显著提升，自我效能感和应对方式无显著变化。总体而言，对MCI照顾者进行为期8周的整合干预可以增加MCI照顾者的社会支持。但对其自我效能感和应对方式没有显著影响，这与干预对象的样本量和干预的时间有关。同时，结合文献和访谈可知，照顾者的发展负担增加主要受照顾者对疾病认知的增加、客观照顾时间的增加，以及患者的病觉缺失和精神行为症状的增加的影响。

农村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建设关系到整个农村社区的有序发展。基于江苏省1363份样本数据，从“志愿服务”“权益维护”“选举投票”三个角度切入，重点探讨社区认同如何影响农村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结果显示：农村居民对“权益维护”的参与意愿最为强烈，“志愿服务”参与意愿次之，“选举投票”参与意愿最为薄弱；社区认同对农村居民社区参与意愿的影响因公共事项类型不同而呈现差异，其中比较有共性的因素集中于社区生活满意度和对社区未来发展的期许。该研究发现有助于对农村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做出预判，并为引导和鼓励该群体参与社区善治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易地搬迁推进中，村民面临适应困难、家园重建等社区问题。参与对搬迁村民的自我调适和社区融入尤为重要，促进村民参与成为社会工作服务的题中之义。文章基于参与的理论视角，借助云南省苗村的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以期呈现易地搬迁中社会工作促进村民从象征性参与到伙伴关系的转化机制，以及社会工作促进机制生成的实践逻辑和专业行动。研究发现，服务团队通过反思、沟通以及挖掘在地文化符号等社会工作专业行动，彰显出注重价值理性、聚焦主体需求和尊崇在地文化的实践逻辑。这衍生出参与空间释放、参与意愿增强和参与能力提升三重机制，在上述机制的促动作用下，村民实现参与状态转化。基于上述分析，文章进一步强调，面向不确定的实践情境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任务，机制分析可以成为社会工作应对复杂的实践问题并证明自身成效的路径之一。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呈现出人口结构恶化、生育率下降、新生儿性别比例失调等问题，同时我国家庭也面临着家庭变迁、女性就业、育儿经济压力，以及父亲在养育和教育中的角色缺失等问题，使得家庭生育支持难以满足我国育龄人口日益多样化的需求。与经历了从“去家庭化”到“再家庭化”过程的西方国家生育支持政策不同，我国长期实行抑制人口生育的政策，加之城乡二元的社会政策设计，使得我国只有有限的、碎片化的生育支持政策，“去家庭化”的生育支持服务也较为有限。因此，我国生育支持政策的完善不可能简单重复西方国家的老路，应以“去家庭化”生育支持为主来构建我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顶层设计，健全政策执行体系，加强具体政策的综合性与协调性，努力建设一个“生育友好型”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