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中有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已经越来越趋向于“心理治疗”，再加上大家惯常采用“笛卡儿”式知识观，总是倾向于相信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由个人的理性思维所决定，因此，社会工作教育者的思维集中于个人层面上的理性思考。这种思考框架将知识视为一种可以系统地处理及建构的文本和命题，只要有条不紊地整理好命题，就可以满足实践及教学上的需要；特别在实践上而言，实践者可以根据完整的理论和充满指引性的“介入流程”指导实践工作。这一点也正是“理论指导实践”的思维基础。由此可知，这种思维太过集中于发展“理论论理”而忽略“实践论理”，单单相信前者可以带来实践的有效性，而不认识其局限性，必会对其缺乏批判。因此，要强调“实践论理”在实践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实践论理”要求实践者对“第一人视角”的重视，对“目的论”因果关系的认识，以及发现“实践论理”与价值实践的重要关联。

在社会日益金融化的当下，金融素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弱势群体在金融社会中受信息不对称和能力欠缺等因素的影响，更易受到金融风险的冲击，且恢复力较弱。我国虽重视消费者的金融素养教育，但对青少年却较少给予关注，青少年的金融素养教育更多由家庭完成，引致了青少年金融素养总体水平较低的现状。文章以金融韧性为设计理念，选择金融风险感知、学习参与度、自我效能感等为中介变量，服务内容涉及青少年经济资源、金融资源、财务知识及行为、社会资本四个主题，设计青少年金融素养培育干预项目。同时通过对干预手册的制定、修订以及干预研究过程设计的介绍，更清晰地展现社会工作干预研究项目的实施过程。当然，以上设计是否能有效提升青少年金融素养，需要进一步对干预所获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验证和不断改善方案。

为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和实现共同富裕，社会工作者和基层社会组织成为开展居民金融教育的有生力量。性别与发展视角下的金融教育遵循赋权原则，注重情境性和服务对象的主体性，并将微观与宏观、显性因素与隐性因素、个体与结构联系起来，为把握不同群体消费者金融素养水平的短板和需求，开展分类教育和精准对接的金融教育服务提供新思路。赋权式金融教育通过走进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挖掘真实的金融需求；金融知识教育与经济心理行为干预相融合；培育社区的信用和文化软资产；强化金融教育赋能的综合效应等策略，将关怀、相互合作与支持的再生产逻辑融入金融教育实践中，以期为金融社会工作实务提供参考。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经济风险。以学校为基础的金融教育可以传授基础的金融知识，指导学生正确的金融行为，培养良好的金融态度，进而提高个人在未来作出最佳金融决策的能力，被视为提高公民金融素养的有效途径。文章基于5个国家15个儿童和青少年金融教育干预项目的系统评价，探究金融教育在充实金融知识及改善金融行为方面的应用效果，分析有效金融教育课程设计的关键特征，并探讨金融社会工作者未来如何将循证研究应用于金融教育干预项目。研究发现：首先，以学校为基础的金融教育项目能够有效提升青少年的金融知识及改善其金融行为；其次，金融教育项目对儿童和青少年实际金融行为的影响较小；最后，“体验式学习”、项目课程标准化、教师培训规范化以及家校融合项目更能有效提升中小学儿童和青少年的金融素养。

工作满意度是影响员工稳定性的重要因素，因而分析民政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有助于构建一支高质量、低流失率的民政社会工作队伍。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SWLS)”数据，在“工作要求—资源模型”的理论框架下，通过调查华东、华中、华北、东北、西南5个区域572名民政社会工作者的情况，探讨该群体的工作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职业认同、社会支持、角色清晰对其工作满意度起到正向预测作用，其中角色清晰在职业认同、社会支持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中还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建议通过明晰工作角色定位、增强社会工作职业认同、增强对民政社会工作者的社会支持来增强民政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满意度，进一步提升民政社会工作队伍的稳定性与服务供给质量。

从社会工作机构党建发展出发提出后发外生型赋能党建。基于“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数据（CSWLS2019）”，重点考察社会工作机构党建部门成立、党建人力以及党建决策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社会工作机构党建存在覆盖率不高、专职人员缺乏、组织生活频次偏低等现象。进一步从党建部门、党建人员、党建决策等方面统计分析发现，从事社区服务、救助性服务的社会工作机构更可能成立党建部门；政府提供扶持（支持、配套）资金、政策便利增加社会工作机构成立党建部门的可能性，评估会增加社会工作机构选择专职党建人员；部分领域的社会工作机构有效发挥党建决策。社会工作机构党建未来发展应从后发外生型转向早发内生型，突出党建引领专业服务。

随着老龄化速度加快，社区养老作为重要的养老举措受到政府的关注。以整合社区工作为导向，对H市X街社区养老服务项目进行个案研究。社会工作者在实践整合社区养老服务过程中，宏观整合政策实践面临养老服务政策与老年人支付能力不足的矛盾，中观整合取向的社区养老服务项目面对目标替代和机构过度竞争的矛盾，微观养老服务遇到机构急速扩张带来的人员和资源短缺的矛盾。通过案例分析，建议应从社会工作者充分发挥专业能力，运用“向上管理”的技巧，充分整合社区内外资源，加强政府部门之间的整合管理四个方面推动整合社区养老服务发展。

从组织化发展程度、组织培育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缘起、社区居民动员程度、参与成效等多维度，对广州市和佛山市3个商品房住宅小区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居民、社区工作者及社区社会组织的政治资本能够与社会资本相互转化、相互合作。因此，社区社会组织具有政治社会化和培养公民责任感的双重任务。有引导的社区社会组织是联结居民的一种方式，基于共同契约建立起来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则提供了培养居民平等参与社区协商治理的可能性。这种积极的参与实践有助于塑造和发展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公民责任感。

高度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凸显的风险时代给社区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社区的韧性建设成为回应风险治理的可行路径，但社区组织作为其中重要的能动因素，理论探讨中对其重视程度不足，实践运作中堵点痛点难以疏解，局限了其在社区治理过程中能动效用的发挥。借鉴并引入企业管理中组织韧性的概念，以丰富社区组织韧性内涵，分析社区组织在风险治理中韧性发挥的现实局限，在党建引领下还权赋能、增强社区自组织能力、营造社区文化以及发展反思学习力等四个方面提出优化社区组织韧性的策略建议，以期强化社区和社会的风险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