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科学的方法助人将使社会工作事业获得更宽广和可持续的发展空间。软物质与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构建了它与社会工作的桥梁。儿童肥胖的最新研究表明，肥胖儿与他们在生命的早期过度消费糖量过载的软饮料和果汁所形成的不良饮食行为习惯有密切的关系。体重控制的困难在于怎样在“能源开支阈值”附近（较少体力活动时）实现身体的能量平衡,功能性食品将为体重控制提供有效手段。现阶段社会工作服务的主要任务将是从救助性公共服务进一步走向更多层次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发展过程。软物质研究与科学应用将为社工提供科学基础，并成为其可持续发展的催化剂。

香港社会工作介入青年就业服务的发展经历了从边缘到核心、从单一到全面以及致力突破瓶颈三个阶段。表现出微观“人力资本”、中观“社会资本”和宏观“劳动力需求”的模式。在人力资本方面，社工按照待业青年不同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动机实行分类帮扶，提供一站式就业服务以及协助在校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在社会资本方面，社工透过重建弱势青年社会网络，提升他们的就业机会。在劳动力需求方面，社工通过创造岗位、服务自雇、青年创业以及发挥社会企业作用等方式来解决岗位供给问题。香港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透过投资社会资本整合能有效促进青年就业，社工可以通过与企业和公营机构合作甚至自己开创短期职位的方式为青年创造就业岗位，有效的就业服务应是预估、培训、辅导、跟踪全程的工作链条。而这一切都需要对内地青年开展就业服务机构进行培育。

社会工作的制度化、专业化、职业化推动社会建设。深圳社会工作模式是由社会力量主办社会工作机构，政府通过向社会工作机构购买服务的方式培育和支持社会工作组织的发展，即“民间运作，政府购买服务”。广州社会工作发展之路在试探民政—高校—社会机构的广州模式，分别实行两种途径：一是将社区综合服务打包给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二是由政府街道出资成立社会工作机构开展服务。广深两地致力于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及其模式创新，探索和谐社会与幸福广东建设的新路径。

以北京市某区的农民工子女为研究对象，描述了在北京生活的农民工子女城市归属感状况，并对农民工子女城市归属感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子女城市归属感具有矛盾性，城市归属感程度较高，但是层次较低，交往意愿因子、乡土回忆因子、城市生活适应因子、态度因子、参与性因子、自我社会认同因子是影响其城市归属感程度高低的社会性因素，但是以户籍制度为载体而形成的教育、城市管理等制度性排斥因素却是影响农民工子女城市归属感的根源。  

 
广州、深圳、东莞的社会工作者在广东省具有代表性，通过对其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整体而言，广东省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较高；不同地市的社会工作者在工作满意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东莞社会工作者的满意度最高，广州次之，深圳最低；薪酬福利、职业认同、社会认同是影响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的最主要因素。因此，应不断提高社会工作者的薪酬待遇，并通过职业化建设、完善和落实社会工作政策及加强宣传等路径，提高社会工作的职业认同和社会认同，稳定社会工作者队伍。  

近年来，广州市社会工作服务组织在政府巨资购买下呈“井喷式”发展态势。文章借助参与观察法，提出广州市社会工作组织在行政运营上存在以下困境：组织架构同质性有余而本土化不足；从业者偏少，“职业倦怠”出现；决策欠缺长远性、科学性规划；资金来源过于单一和利用低效；信用监督机制缺失等。这些不足在个案——G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得以验证。化解的对策是：重视绩效评估，提升容忍区下限；重视信用监督，力求公开透明；增加从业者数量，倡导开放式沟通。      

中国目前的流动儿童福利政策覆盖了流动儿童生活的所有领域，体现了流动儿童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等基本权利。但现有流动儿童福利政策还存在一些问题：未能形成在儿童福利法指导下全国统一、目标明确的国家流动儿童福利政策框架体系；在流动儿童生存政策方面，缺乏对儿童安全的整套制度安排；在流动儿童保护政策方面，缺乏禁止虐待儿童的相关政策规定；在流动儿童的发展政策方面，儿童的参与权还仅仅停留在概念阶段，缺乏政策的安排等等。因而，在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视角下，要从影响流动儿童福利的家庭、学校、社区和立法因素出发，从流动儿童中长期发展的战略高度致力于对流动儿童福利政策的顶层设计，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就业支持和人文关怀的具体政策设计，提出构建有利于流动儿童发展的社会福利政策新模式的建议。
 

村民自治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随后在中国农村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发展壮大。它给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由于观念上的制约、法律制度层面的不足、对少数人利益的漠视及村民自治过程中行政制约的缺乏等，当前我国村民自治过程中少数人利益被侵害现象尤为严重。解决好少数人的利益问题，必须从制度建设、村干部守法意识和村民的维权意识以及建立监督约束机制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构建良好大环境；破除陈旧落后观念,增强村干部的守法意识和村民的维权意识及加大对村民自治运作过程中的监督和约束力度，从而逐步减少少数人利益被侵害现象的发生。  

 
癌症患者家属面对病人的疼痛以及长时间的照护，其压力不断升高。选取了H省肿瘤医院的癌症病患家属作为服务对象，以小组社会工作的方法介入癌症病患家属的减压服务工作，通过设计小组活动，积极寻找家属面临的压力源并使之释放。透过整个服务过程的专业反思发现，开展专业服务必须以服务对象的需求为本，社会工作者需要更加明晰提供专业服务的角色意识，同时社工必须发挥整合资源的能力，才能取得更好的服务成效。
 

 以“涅槃重生同伴辅导教育小组”为例，从分析预估、服务计划、服务实施、总结评估、专业反思五个方面，介绍上海自强社会服务总社在社区戒毒中引入同伴教育的创新实践。案例展示了一个“建构生命意义”的介入历程：从优势视角和意义建构理论出发，运用小组社会工作方法培养同伴辅导员，促使戒毒康复人员通过“自我探索”“情感体验”“意义建构”三条路径，走向“自助、互助、社会”。  

全国多所高校的大型仪器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显示，国内高校大型仪器开放方式多为开放服务、专管、共享和有偿服务。成立专门的大型仪器设备管理委员会、专人负责、持证上岗是大型仪器管理的主流方式；收益管理方面均为不以盈利为目的有偿使用，收费项目分为耗材与服务费两部分，并根据仪器的具体情况对共享收入进行分配，取得了一定的效益，但也存在可持续发展动力缺乏、开放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应构建大型仪器共享联盟，建立绩效评价体系，形成信息档案和检索预约平台，并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通过对高校周边消费环境和大学生消费之间关系的分析，结合对广州市龙洞地区八所高校周边消费环境和大学生消费现状的调查及目前的研究现状，可以认定：高校周边消费环境与大学生消费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要创建良好的高校周边消费环境、促进大学生养成文明节约、绿色低碳消费习惯，需要政府、高校、家庭、社会和舆论多措并举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