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以来，如何促使居民主动参与基层的社区治理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特别是2018年我国开始推进以社区为平台的“暖心家园”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帮扶项目，使得弱势人群主动参与社区治理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通过长期跟踪厦门市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承接的社区“暖心家园”项目的个案研究发现：“暖心家园”互助社会关系的建设成为推动失独家庭改善日常生活和社区生活的基础；互助社会关系的建设依赖失独家庭积极自我的培育以及现实生活中改变希望的挖掘；社会治愈就是在互助社会关系中培育积极的自我。社会治愈不仅能够治愈失独家庭的情感伤痛，而且为弱势人群提供一种具有内生性动力的希望植入式社区治理参与路径，克服了我国长期以来因只注重由外向内促进互助社会关系建设而导致的社区治理行政化的困境。

在政府支持不足、社会捐赠失灵、企业社会责任兴起等外部环境影响和拓宽资源渠道、增强组织独立性、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等内部需求的双重压力下，部分社会工作机构采用商业化手段进行组织权变，选择社会企业化发展。具体发展模式包括建立非营利组织的商业公司、建立商业公司的非营利组织以及市场化+集团化运作。社会企业化可以成为社会工作机构发展的一种出路，是否支持社会工作机构社会企业化发展，最根本的判断标准在于这种转型是否有助于机构作为一种重要的非营利组织实现其公共社会职能。

自从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提出改进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要求以来，我国社会服务高速发展，其评估问题愈益引起重视。不同于国际社会服务项目的评估实践，我国当前的主流评估方式是鉴定性评估。在从国际视野分析鉴定性评估在评估发展中的地位以及当前国际项目评估经验性和循证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在继续借鉴鉴定性评估方式加强社会服务项目的准入性管理的同时，当前尤其要加大对项目生命周期的循证性评估，提升评估在社会服务项目成效评价中的作用。

在我国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的关键时期，儿童福利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在回应儿童福利专业化方面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当前儿童福利社会工作专业方向所占比例偏少，专业课程结构单一，专业方向特色不明显，专业方向课程的系统性不足且培养内容未有清晰的能力取向。能力为本的教育革新了传统的教育模式，通过设立教育标准，将教学重点转移到课程能力，从而提升学生的能力素养。将其应用于儿童福利社会工作教育，需要构建本土化的课程能力体系、促进课程改革、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学习方式。我国儿童福利社会工作教育模式的转型还需跨部门合作。这需要重新定位儿童福利政府部门责任，建立儿童福利专业组织联盟，完善儿童福利共同体的合作机制。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其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中国社会工作的专家学者和实务工作者自始至终进行了广泛的参与，这样大规模地介入公共卫生领域危机事件，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上属于首次。社会工作行动也最大程度地延续了中国已有的本土特色，在疫情初期首先是积极“嵌入”，在疫情进入常态防控阶段后，社会工作专家学者又提出了“嵌合”的概念。从积极嵌入到嵌合发展，疫情中参与式的行动建构了社会工作的基本特征，社会工作行动“嵌入”于原有的社会结构中，“嵌合”表现为与其他行动主体的合作与协同服务。嵌入和嵌合是中国社会工作本土的自生概念，在实际的工作中将推动社会政策进展，逐步把社会工作纳入到政府公共卫生服务和应急管理体系中，积极嵌入和嵌合发展也将成为中国公共卫生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路径。

作为一种通过分析肢体语言协助服务对象释放情绪的表达性艺术治疗方式，舞动疗法与社会工作融合发展不仅具有本土文化、专业理论与实证服务的基础，更有学科跨界的创意空间。一方面，社会工作者既可以采用独舞模式、团体舞模式和社区舞模式，也可以采取编排式、即兴式和半开放式开展舞动治疗服务；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可以参考风格编排、肢体酝酿、动作激发、主题舞动、交流领悟和总结谢幕等六个程序指引，以拓展社会工作服务中运用舞动疗法的创新。面向未来实践需要，社会工作者运用舞动疗法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评估适用的服务对象，控制运用的潜在风险，促进理论探索与循证实践。

社会工作作为社会服务的“传输者”，也是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重要载体。新时代对社会工作发展的目标任务、价值体系与服务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基于对贵阳市社会工作机构的实地调查，发现在新时代的大环境之下，社会工作发展存在以行政规制和人才流失为主要表征的内外结构困境，深深制约着社会工作行业的纵向延伸，应从专业话语体系建构、专业形象形塑等层面建设专业自主性，可通过教育与实践衔接探索、专业领域深挖等方式来进行专业提升，多措并举探寻社会工作发展结构困境的破解之道。

面对不断加剧的老龄化以及多元化养老服务模式的困境，文章以发展性社会工作理论视角与社区照顾模式为基础，运用“三社联动”工作法探索社区为本的养老照顾模式，试图弥补传统居家与机构养老模式在社区服务中的“真空”，并拓展养老服务的空间。通过对重庆X社区养老食堂共建案例研究发现：在社会治理背景下，“三社联动”的实践主体、角色定位以及行动逻辑具有丰富的意涵；以社区赋权为核心的社区养老照顾模式在推动社会资本增值的实践中凸显多重行动逻辑；通过构建“团结社区—资源联动—互助养老”的服务实践框架，打通机构养老与居家养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贡献地方经验。对社区治理中“国家”角色边界的反思为发展性社会工作服务提供理论与现实参考。

网格化治理是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从增权理论的视角分析城市基层社区网格化治理中多元主体的参与逻辑及实践困境，研究发现，在网格化治理中，主要在“个体、组织、社区”三大层面实现增权与社区事务参与。个体层面的增权主要体现在网格居民的自主参与上，组织层面的增权重点表现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双向嵌入，社区层面的增权侧重表达为多主体的参与及合作共治。由于网格化治理带有强烈的行政化属性，在对“个体、组织、社区”赋权的同时依然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内生性问题，主要包括：居民参与表象化和群体差异化扩大、社会组织的权威性与社会性不足、网格治理的公式化与行政化倾向。因此，加大对网格治理主体的赋权力度，并继续推进网格治理向“网络化治理”转变，是基层社会治理未来的实践方向。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中国社会工作政策作为推进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工作发展保障的重要支撑，深度契合到整个社会发展的整体脉络之中。以政策发展历程为轴，对建党百年来社会工作政策发展、脉络及逻辑进行总体梳理，能够看出，其实践空间与专业空间的制度变迁反映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多元结构变迁。在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凝练出中国社会工作政策的萌芽发展、民政覆盖、依附式发展、迈向共享四个发展阶段的过程中发现，整个社会工作政策的发展时空转换呈现出双向轮动的现象，随着时间的延展，社会工作政策实践空间扩大；同时，专业空间进一步凝练与聚焦。由此得出构建社会工作者实用政策、精细化人才政策以及完善评价激励机制等现实启示，在梳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社会工作政策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以时空延展为视角，探索新时代社会工作政策发展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