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现代化进程始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同时，通过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动员、组织和发育，促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社区治理现代化既体现了民族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体化进程，也体现了基层社区共同体的地方特色与创新突破，这是中国特色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特征。

针对北京市某近郊区留守儿童设计了旨在提升抗逆力的历奇干预，采用定量(准实验设计)和定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对干预的有效性和可行性进行试验性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历奇干预对留守儿童抗逆力的提升有显著影响，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留守儿童在抗逆力总分、情绪控制、积极认知和人际协助方面的提升有显著差异，且抗逆力总分的提升具有中等强度的效应值；在针对留守儿童抗逆力提升的历奇干预设计中，竞争性游戏和建构性游戏的接受度高于象征性游戏。建议开展跟进的优化干预、扩大样本的干预研究，并推广和深化历奇干预的实践和研究。

流动儿童的学业拖延行为较为普遍，如不加以干预，将对儿童的行为习惯、身心健康及其亲子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对此，采用儿童时间管理训练和家长正面管教辅导相结合的亲子小组活动对流动儿童的学业拖延行为进行干预，并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测量干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对照组和干预组流动儿童的时间管理倾向并未发生明显变化，时间管理训练方法有待优化；对流动儿童及其家长进行亲子小组干预对减少儿童的学业拖延行为有显著性成效，干预组流动儿童的学业拖延得分有所降低，干预取得短期积极成效。

抑郁情绪是癌症患者最常见的心理反应，影响着患者的治疗、康复、生存期和生活质量。运用准实验设计旨在探究以接纳承诺疗法为理论依据的小组干预对癌症患者抑郁情绪的干预效果。选取22名受抑郁困扰的癌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并将其按照非随机的方式分配到干预组与对照组。干预组接受小组干预，对照组不接受干预。研究发现，干预组与对照组的抑郁情绪、心理灵活性等方面在干预前基本同质，干预后呈现显著的组别差异；干预组癌症患者的各量表前后测得分均存在显著差异(p<0.001)，而对照组却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因此，小组干预可有效提高癌症患者的心理灵活性，改善他们的抑郁情绪。

社会工作协会是促进社会工作行业发展的重要主体，其在社会工作培训教育、行业自律、宣传交流、政策倡导、专业研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对M市社会工作协会长达半年的实地观察以及对相关工作人员的访谈研究，发现当前社会工作协会出现了角色越位、角色缺位等角色失调问题。一方面，社会工作协会存在越界竞争中的利益冲突、自我评估中的角色重合、利益交换中的角色“俘获”等角色越位现象；另一方面，社会工作协会还存在开展行业自律的权力有限、提供的会员服务质量不高、推动专业建设的能力不足等角色缺位问题。外部监督不力、内部管理不善、角色定位不清是造成社会工作协会角色失调的主要原因。因此，建议从建立外部监督机制、提升协会的内部管理能力、厘清协会的角色定位等方面来预防和矫正社会工作协会的角色失调问题。

在我国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过程中，高校设置该专业主要是依据自身条件还是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从组织社会学出发，将理性选择与合法化机制作为两个相互竞争的理论逻辑，利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对我国高校设置社会工作本科专业的影响因素进行探析。研究发现，院校特征(是否开设社会学专业)对高校设置社会工作本科专业具有显著影响，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目前我国高校设置社会工作本科专业的动力机制主要是理性选择，而非合法性机制。这可能导致高校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对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今后，中国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既要从自身实力出发，又要兼顾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从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规模出发，提出社工钟摆式发展观点，并基于2014年和2016年两期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简称CLDS)数据考察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近年来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无论是总量还是每万人拥有社会工作者人数均有所下降，凸显社区社会工作者人数的钟摆式发展效应。进一步采用泊松分布统计分析可知：一是社会工作者发展地区不均衡性有所缓解；二是社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数量对于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具有显著正效应，社区经济结构也会影响社区社会工作者专职人数；三是社区主任的任职时间对于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具有正效应；四是社区治安恶化提高了对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人数的需求。据此，建议加大对发展落后地区的支持力度；提高现有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的服务质量；增设社会工作岗位；提高社区管理者对社区专职社会工作的认识。

社会工作应用型人才培养需遵循其内在的逻辑，表现出相应特征。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培养目标行业导向性不强、课程体系定位忽视专业能力、实践教学体系不够完备、师资队伍实务能力不足等问题，表现出与社会工作应用型人才培养逻辑不相符的现实状态。社会工作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逻辑是以社会工作行业要求以及职业胜任力为原点来定位人才培养的目标，并据此进行课程体系设计、教育教学的组织实施与评估，形成反向设计、正向实施的闭环培养系统。基于此逻辑，社会工作应用型人才培养活动呈现：培养宗旨的双重服务性、培养主体的多元共生性、培养场域的惯习养成性、培养方式的真操实练性、培养过程的自我反思性等特征。只有把握社会工作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逻辑和特征，才能真正培养符合社会治理创新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的社会工作人才。

农村社区营造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宏伟蓝图的重要环节。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我国农村地区的传统结构被打破，农村“三留守”和“空心化”现象严重，原有的治理体制机制已经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农村社区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亟须变革和创新。社会工作机构已经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在农村社区营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引社会工作机构嵌入农村社区营造过程，利用社会工作的阶段性角色和专项服务，引导和帮助村民提升社区意识、服务意识和参与意识，组建起本土化的村民自组织，构建社区营造的协作治理机制，让村民真正实现自组织、自治理、自发展，是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农村社会治理格局的关键。

临终关怀政策对临终关怀事业发展有具体的指导意义。以基本政策工具为X维度、临终关怀发展则为Y维度，构建二维政策工具框架对1994—2020年期间国家出台的48份临终关怀政策内容进行量化分析。结果显示，政策工具未能在我国现行的临终关怀政策中得到均衡运用，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据临终关怀政策的主导地位，需求型与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基本政策工具应用存在结构性失调，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尚未得到充分体现，临终关怀相关政策的系统性仍不完善。基于政策工具的分析结果，从优化政策工具、建构文化环境、正常拥抱“死亡”三个方面提出了调整和完善临终关怀政策体系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