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本土化社会工作是解决中国社会实际问题的迫切需要。当前，中国社会工作制度建设面临着实践形式和实施路径的不同和分立、社会理解和公众认同的差异和疏离、服务理念和管理目标的碰撞与隔离等一系列挑战。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基本思路是加快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制度化进程，积极推动由单一政府主体向多元主体过渡，由政府包办向“政府购买”机制转型，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制度体系、工作程序、服务经验和实务方法，逐步扩大社会工作覆盖对象，实现专业理念与中国文化深度对接，切实增强社会工作发展的内生动力。

中国公众参与志愿服务的政策经历了允许民间探索、委托部门组织、鼓励多元发展和促进社会融合四个发展历程。包含法规文献、党政文件、讲话批示、章程决议、公益规范等类型，呈现多层次和多类型的特点。这些政策在营造社会志愿文化、倡导公众参与服务、激励志愿组织成长、形成资源支持网络、保障志愿人员权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后，国家关于公众参与志愿服务政策的创新方向应是营造全国共享的政策环境，形成系统健全的体系，建立协同发展的机制。

广州亚运会志愿服务绩效评估围绕“亚运志愿时”展开，客观评估与主观评估相结合，较好地反映了志愿者的实际绩效，有利于激发志愿者的服务积极性，但也存在绩效评估目标不明确、评估指标单一和评估与培训相脱节等缺陷。大型体育赛事志愿服务绩效评估应根据志愿者的心理需求，以激励为主，制定合理的绩效评估目标，并合理选择评估方法和做好绩效反馈与沟通工作。

分析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两者之间的历史发展关系，以及二者关系的类型与特点，并结合深圳、上海、香港等地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的合作发展经验，提出“政府主导，公民参与，社团管理，法规监督”的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协同发展的互动机制。

文章提出独生子女家庭是一种资源稀缺性的家庭类型，分析了资源稀缺性的体现及其根本原因，并提出在嫁娶婚、招赘婚和两家并一家这三类不同的婚姻形式下，家庭成员对稀缺资源的占有情况不同，婚姻成为独生子女家庭资源重新分配的一个重大事件，涉及到与另一个独生子女家庭之间的关系，并进而影响婚后两家间的关系以及代际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独生子女家庭间的婚姻是一种婚姻策略的后果。

异地联姻是夫妻双方来自不同的县、市、省而形成的跨地区通婚，婚姻移民是因为异地联姻而发生了迁移的人员。婚姻移民家庭融合程度较高，这是因为异地联姻是在各种结构性因素限制下联姻双方所做出的理性选择，符合婚姻移民和当地居民双方的利益。但是，异地联姻家庭中也存在一些较为普遍的家庭问题与家庭矛盾，“异地联姻”的因素仍对其家庭融合产生负面影响。家庭融合对婚姻移民的异地生活适应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调查江苏吴江农村213对外来南京婚配夫妇和292对本地婚配夫妇的婚姻质量发现：不同类型的对象对婚姻质量的总评价平均得分均在70分以上。除物质生活满意度外，外来婚配夫妇和本地婚配夫妇婚姻质量趋同。异地因素对于婚姻质量的各个维度均没有显著性影响。不同类型夫妇婚姻质量趋同的原因有社会现代化、对外地人及外来婚配家庭的歧视减少、外来婚配中的选择机制、家庭关系的相对简单化、外来婚配方及其家庭的自我婚姻调适策略等。

 留学归国人员是一支视野更为宽阔、思路更为开拓、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的群体。文章分析了新时期的留学归国人员的发展特征和社会影响力，认为要更大地发挥留学归国人员的作用，一方面要加强对归国留学人员的引导，克服其自身的不足；另一方面应提供合理而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客观环境。

园艺审美意识发生较早，体现原始人类精神活动的基本特征，与人类生活所需的材料形象密不可分。随着审美对象日益丰富，审美意识越来越强，视觉审美在人的感官中占主导地位。园艺具有明显的艺术与科学相结合的特点，培养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是其重要任务，以最终达到提升人的创造力的目的。

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校园网络舆论的导向功能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和校园的稳定。采取切实措施构建引领合力，建立高效稳定的工作机制，保障网络舆论引导，将更好地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校园网络舆论的导向功能。

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了“图书馆数字资源利用行为调查问卷”，对广东省部分高校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利用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了数字资源利用行为的影响，并得出以下结论：图书馆用户的信息检索习惯和获取数字资源的方式对于某些类型的数字资源的使用频率有影响；提高用户的信息搜索能力会间接加强用户利用数字资源的行为；根据不同用户的年龄、身份、专业和学历水平，提供符合用户个性化的数字信息；提高数字资源的质量和易获得性，可促使更多的用户使用数字资源；图书馆网站设计应做到界面布局清晰规整、设计简洁友好，主要功能在首页一目了然，并能提供个性化服务。

梁启超从塑造国民的角度提出国学教育思想。他的国民塑造主要包括德育和科学素质教育。梁启超找到了西学与国学相通性的部分“道德”和“科学”，并确立了国学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他的国学教育思想为当前解决如何避免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构建成他者，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构建一种普遍性意义的中国文化主体等问题提供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