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欺凌会对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校园欺凌频发，引起广泛关注。为探究青少年在校园欺凌中的不同角色与抑郁水平之间的关联，本研究采取多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对江苏省和重庆市11所中学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52.3%的学生有过欺凌相关经历，其中欺凌者占13.4%，被欺凌者占18.7%，既是欺凌者又是被欺凌者的比例为20.2%；无抑郁症状的学生比重为44.8%，轻度抑郁者比重为31.7%，中度抑郁者比重为20.4%，重度抑郁者比重为3.1%。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青少年在校园欺凌中的不同角色与抑郁水平之间有显著关联。与对照组即未涉入欺凌的群体相比，涉入欺凌的3种群体具有更高的抑郁水平，其中欺凌−被欺凌者的抑郁水平最高。研究建议，扩大校园欺凌预防和治理的范围，将校园欺凌中的各类群体都包括在内。

立足于一项针对校园性别欺凌的师资培训项目，探索中国在反校园欺凌进程中所做的本土性实践和贡献。通过对17位教师的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提出教师的性别意识根植于社会文化之中，不是从无到有的过程，而是反思传统的性别规范，松动固有的性别刻板印象，理解、包容、接纳性别和性的多元化过程。运用多种社会工作方法，链接教师的自我成长经验，而又创造性地启发他们“相信经验之外的经验”，可在短期内提升受训教师的社会性别意识觉醒、对性别欺凌的识别、干预策略和自我效能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目前绝大多数成熟的欺凌干预项目都是针对普通学生群体，而对面临着更高校园欺凌风险的残障学生却鲜有关注。通过系统收集WOS数据库中2009年以来有关残障学生欺凌干预的英文文献，最终选取符合标准的12篇核心文献，从研究设计、干预对象及其欺凌行为特征、干预措施、干预评估及效果这四个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分析。未来研究需要注重筛选和区分干预对象，拓展更具针对性和整合性的干预措施，更准确、全面地评估干预结果。

在高等教育场域中，专业教育的发展受到社会工作自身素养和环境机会结构的双重影响。当社会工作专业受制于历史积淀少、本土化不足和外界支持缺乏等不利因素影响而发展缓慢的时候，高校内部的机会结构则成为决定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成败的关键。案例分析表明，高校内部的结构性力量通过能力否认、发展机会剥夺和结构固化等一系列系统性边缘化行动，逐步将社会工作专业置于高校内部学科专业体系的不利地位，显著削弱了社会工作专业自我发展的成效，制约了社会工作专业素养的培育、专业能力的积淀及其专业功能的发挥，给社会工作带来了严重的发展危机。减轻边缘化的危害，化解发展危机，需要社会工作专业及其所在高校共同努力，以真正实现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内涵式发展。

专业社会工作如何“介入”社区原有的服务体系并得以生存和发展，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研究的重要问题。其中，社区管理者对专业社会工作的态度是重要影响因素。社区管理者对于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的态度分别受两方面影响：就社区运行、建设、发展而言，主要为“成本−收益”比较，用于判断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是否“有用”；就社区管理体系自身而言，主要为“免疫应答”效应，用于判断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是否“有害”。二者紧密联系、共同作用，决定着社区管理者对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的态度。专业社会工作者要积极主动地适应社区，并适当照顾社区管理者的自身需求，尽力争取社区管理者的支持，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专业社会工作的深层“介入”。

伴随情绪研究的纵深推进，人们对情绪的认识早已超越了以往的本质主义追求，转而以建构论更整合地来阐释和管理情绪。作为专业的助人者，社会工作者管理和运用情绪的过程贯穿于助人活动的全过程，这就意味着以人际情境作为工作背景的社会工作者将会面临超乎常态意义上的情绪压力风险。目前，社会工作者的情感劳动被认为是一种依靠专业技能且会带来消极影响的工作行为，呈现出以专业技巧为工具、以维持专业关系为导向、以增加个人成本为后果等特征。社会工作者的情感劳动受个人因素、角色认同和组织环境影响，并形成了保护性、预防性、转移性三大应对策略，可以从提供支持性的组织环境、促进资源流动、重视教育发展等方面支持社会工作者的情感劳动过程，并推动社会工作服务体制的完善。

仪式治疗在国外社会工作领域已有较多研究和应用，但国内相关研究还较少。梳理相关文献发现，仪式治疗发挥作用的机制为：在心理维度，仪式治疗能产生安慰剂效应，仪式激发的高峰体验具有心理治疗效果；在情感维度，仪式有助于情感表达，并提供高度的情感能量；在认知维度，仪式有助于认知内化与身份转变；在社会关系维度，仪式能促进群体归属和增强社会支持。过渡仪式、周期性仪式、庆典、仪式化活动四种不同类型的仪式可以应用在社会工作实践的不同情境中。结合社会工作服务的逻辑框架，提出仪式治疗在前期预估、仪式设计、仪式操演、后期评估不同阶段的实务指引。专业技术是达成人的改变的必要途径，仪式治疗的探索对于丰富社会工作的专业技术、提升社会工作服务的专业性具有积极作用。

儿童性侵害的社会成因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但其发生的社会特征比较显著。从我国相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来看，儿童性侵害具有女童受害率高于男童、性侵犯者多为熟人、性侵害报告率低和性侵害易发于高风险家庭等社会特征。在新时期儿童保护的新情势下，构建立体多维的性教育机制、实用易用的性侵害预警评估指标、灵活联动的强制报告机制以及精准对焦的“潜在”性侵犯者识别干预机制，是提升我国儿童性侵害防治成效的重要路径。

通过线上参与式观察、问卷调研与访谈发现，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如此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非正式志愿者能迅速经过多种组织化过程参与到多元化的紧急救援服务当中，呈现出线上线下有机联动、任务认领的行动方式、以满足居民需求为导向、强调组织间的协调合作等特点。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和经济社会运行秩序的有序恢复，非正式志愿者组织的后续发展也被提上日程，其中，地位合法化、内部管理制度、运营思维创新是其转型成功的三大重点。

家庭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困境儿童的需求和致困成因十分复杂，是困境儿童保护中的痛点和难点。基于福利三角理论的上海监护困境儿童保护政策分析发现，家庭的监护能力和监护意愿缺失是监护困境儿童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而市场和社会也未能提供应有的保护功能，使得此类困境儿童面临身心健康的全面挑战。现有法规和制度设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谁来监护、如何监护的难题，需要政府、家庭、社会、市场等协作整合，形成监护困境儿童保障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