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市近十年来购买公共服务（POSC）的实践中存在制度化不足、专业化不够和各类资金问题，贯穿POSC的前期、过程与成效反馈阶段，在购买方、承接方与服务使用者的三个层面诱发出多种次生问题，制约着POSC的有序、有效开展。通过全面回顾上述问题，发现三元主体、POSC不同阶段、存在问题这三个维度互相纠缠、相互触发，产生了一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总体性影响。更重要的是，三元主体之间的关系不是上下分层的线性关系，而是三中心、多向、立体的轮状关系，是互相牵制、互相影响、互相促成的“共生共赢”的利益共同体。

梳理了“嵌入性发展模式”下深圳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发展历程及困境。深圳应率先试点社会工作立法，以回应职业化中面临的发展路径单一、去专业化、人才流失等问题。深圳社会工作立法非常必要，其基本思路是：以政府为主导，由民政局牵头自上而下推动社工师立法；立法过程应注重“专家参与和民间参与”并重；以制定社会工作法为最终目标；借鉴国外经验确立社会工作法规基本框架。其形成路径为：在现行民政法规基础上“改立废”；对境外社工法规进行移植；对现有社会政策进行法律化改革。

利用CHARLS2011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建立半参数广义可加模型，探究代际支持、身心健康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通过模型比较和检验的结果表明，将年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综合得分、睡眠时长以及住房面积以非参数形式引入模型后，健康因素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地影响；观察和比较非参数变量的偏效应图以及变量显著性可以明显看出，对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心理健康因素作用大于身体健康因素；子女的代际支持中，精神支持对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具有一定的作用。

“项目”与“互联网”是当前社会工作发展绕不开的两个话题。无论是政府还是基金会或企业，都越来越倾向于以项目的形式与社会工作达成合作关系。同时，随着互联网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不断增强，社会工作实践也开始拥抱互联网，这就直接导致了项目与互联网的结合。项目与互联网的结合体现在项目发展的各个阶段：在项目申请期间利用互联网动员资源、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推送相关信息、利用互联网与案主建立联系或建立案主之间的互助网络，以及项目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和项目结束后履行社会责信的义务。在利用互联网进行宣传动员的过程中，社会工作需要关注一些伦理议题，包括保障宣传内容的真实性、尊重知识产权、规避网络动员中的暴力以及警惕不平等的复制与再生产。

2015年8月，广州市某城中村发生了一起典型的青少年遭受多年家庭暴力和家内性侵犯案件，因案件的特殊性质经媒体曝光后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政府、社区居委、公安司法机关、医务工作者、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和义工等多个部门和组织高度重视并采取介入措施，各方均做出较为完善的应对，但仍存在处理方式表面化和各自为政的不足，缺乏系统的联合干预和深入的持续跟进。基于此案例，尝试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工作者为核心、社区和社会组织为依托，以及义工、公安司法机关、医务工作者和媒体相互协作的多方联动处理机制，从而形成一个救济渠道通畅、防治并举的受暴青少年社会支持网络。

民族地区迫切的区域治理需求对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提出了明确的实践要求，但社会工作发展水平的相对滞后，社会工作专业师资的短缺对民族院校实践教学构成了资源性和专业性限制。以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为视角，民族地区特定的场域形塑了民族院校以多民族性、反思性、超越性和社区性为典型特征的社会工作实践教学惯习。根据喀什大学社会工作实践教学探索所取得的经验，民族院校在社会工作实践教学中，应探索构建包括适应性实践、习得性实践和反思性实践为主要组成部分的“366”实践教学模式。

社会工作本土化是发展中国家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我国自民国时期引入社会工作以来，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步伐从未停歇。挖掘民国时期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的不足，探讨社会组织、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高校三方对民国时期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经验与贡献，认为三方相互合作，形成社会行政、实务与科研三位一体的金三角，共同推进民国时期社会工作本土化。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加速，居民的流动性加快，城乡社区居住空间变动迅速。社区内部居民之间的陌生感难以化解，居民个体化引发的困境日益突出。现有的社区组织（如居委会、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机构）大多没有认识到以居民之间团结互助为基础的组织化过程的重要性。为化解个体化困境，有效应对即将来临的高龄化浪潮，社区社会组织机构需要着力实施社区居民组织化工程，构建以“助人助他”为理念，组织形式上类似于银行“存储—支付”体系的“跨时空服务提供—跨时空服务提取式的服务传导”式的服务组织体系。在这一组织化建设过程中，社会工作尤其需要在既有提供专业社会服务与角色的基础上，成为建构跨时空服务传递网络系统的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将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纳入法治轨道。然而，该法在回应境外非政府组织合法性困境的同时，存在着实施细则欠缺、管理理念滞后、人才储备有限、监管难度升级等现实问题，这与长期以来坚持以管控为本位的管理体制密不可分。结合新的历史形势，尝试提出从管控为本的管理取向迈向一种整合式吸纳取向，应成为政府对在华境外政府组织进行管理的机制创新。在此基础上，提出以法治化建设为管理基石、柔性化行政为管理手段、社会化治理为管理创新“三位一体”的实践路径，促进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现行的优抚精神病患者康复模式过多注重疾病的药物控制与治疗，而忽视患者的心理和情感需求，极易造成患者病情反复、病程延长、社会融入困难等难题。从生态系统理论角度分析发现，原有康复模式有两点不足：一是将患者和家属看作两个独立的群体；二是注重药物治疗而弱化心理康复。建议从院内和院外两个层面推行注重精神康复、构建家庭支持网络、扩展社会功能等康复策略。

近年来，在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创新进程推动下，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应运而生，成为强化政府职能转移、提高社会组织能力、促进政社分开与合作治理机制形成的重要力量。基于对S市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实证研究发现，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实践中存在着结构性风险、合法性风险、有效性风险和道义性风险，这与第三方评估的结构性地位尚未确立、合法性机制缺位、权威性难以彰显、自主性缺失密切相关，其根本原因在于政社关系结构失衡。基于此，笔者尝试借助政社分开与团结取向，为分析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中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关系提供一种新视角，并通过重构第三方评估的结构性位置、重建其合法性基础、强化第三方评估的权威性特质、反思和加强第三方评估的能力体系等方面，探求上述多重风险的治理之道；在实践中探寻一种迈向政社分开与团结取向下的第三方评估模式。这可能是重构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中政社关系结构的创新举措。

近年来，政府购买民办社工机构的服务蔚然成风。政府和民办社工机构共同参与社会治理为实务界和学术界所认同，但现有的民办社工机构与政府合作模式在运行中出现了不少问题。以此作为研究关注的焦点，结合安徽省的实地合作方式，从政府购买程序、民办社工机构服务能力及社会对民办社工机构认同度三个方面来反思，并从政府和民办社工机构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建构理论模型。基于社会治理视角的“政社合作”理想模型与现有的“政社合作”模式尚存一定差距，可根据理想模式对现有模式提出修正并指出其未来发展的路径选择。

协同创新模式下的人事管理是一种新型的合作化管理机制。以“2011计划”所审批认定的38个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的人事管理政策作为样本，运用文本挖掘方法对协同创新中心人事管理政策进行分类及政策工具挖掘，将其划分为强制型和引导型两种类型，构建了协同创新环境下的政策分类研究框架，同时有针对性地分析了广东省高校人才引进政策，最后以“港澳与内地合作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为例给出了政策工具的组合使用方法。

通过梳理翻译伦理研究在西方发展的学科脉络，指出翻译伦理行为植根于价值并体现价值，因此翻译伦理研究应该回归伦理学的价值论源头，并借鉴价值伦理学考察翻译活动和翻译现象，进行基于价值基础的翻译行为本质、结构和级序研究，力求更好地推进翻译伦理研究。

我国高校大学生创业教育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其实践仍然存在短板：创业教育师资和课程设置资源相对缺乏，学生自主创新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不强，创业教育政策支持、启动资金和社会认可环境有待完善。在分析广东工业大学创业教育实施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全程推进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改革的基础上，提出创业教育理论学习和实践指导相结合的抓好师资和课程建设、搭建创业教育实践平台、完善创业教育保障体系“三个阵地”联动的立体化大学生创业教育实践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