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于构建适度普惠儿童福利制度的关键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工作在西方儿童保护实践中具有重要作用,且推动着儿童保护实践在保护内容、保护模型和保护政策取向上实现了转向。但是,儿童保护社会工作遭遇实践价值上“专业无能”和实践形式上“行政化”“专业自主性缺乏”的争论。儿童保护实践者提出需要从实践模式、实践机制和实践方法三个层面重构实践,要求儿童保护社会工作回归“儿童”和“社会工作的服务本质”,构建整合服务模式;建立“伙伴模型”或“社区为本儿童保护”的实践机制;综合采用科学性和反思性的评估方法,提升干预方法的文化敏感性和儿童的主体性,注重发挥社区网络和家庭支持的作用。西方儿童保护社会工作的转型和重构对中国适度普惠儿童福利制度的完善和服务体系构建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