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救助体系多元化发展背景下，社会工作介入模式转型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文章比较嵌入型与吸纳型两种模式在管理机制、组织依附、资源整合与服务回应上的差异，揭示其转型过程中存在的实践困境与制度张力。从制度、治理与专业三重逻辑分析转型动因。该过程反映了国家在提升救助执行效率、整合多元资源与重塑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制度需求。构建制度保障—治理协同—专业赋能三位一体机制不仅有助于破解现实难题，也能为理解社会救助体系由管理型向协同型演进提供新的学理视角。

文章以曼海姆知识社会学为理论框架，通过质性研究方法，深入探讨中国社会工作实践性知识的生成机制。研究发现，制度权力场域中“强制度—弱专业”结构通过资源依赖与行政考核限制专业自主性，但社会工作者通过“专业话语转换”与“行政任务专业转化” 策略突破约束；在本土文化情境下，社会工作者在“人情伦理”与“专业理性”冲突中，借助关键人物中介、情感需求满足与细节化关怀实践重构服务关系；在专业教育层面，理论与实践的割裂通过反思性实践实现互融，形成“实践—反思—再实践”的螺旋式提升。文章揭示了策略性、关系性与实境性知识的生成路径，以及其情境交互性、个体缄默性与动态发展性特征。

优势视角和社会支持是指导社会工作实践的两种基础理论，然而在实际应用中，二者往往仅被并行使用或简单拼接，未能实现有机整合。已有关于负面关系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对个人心理健康的缓冲效应是有条件的，其效果取决于社会支持的来源(由谁提供)、获得的支持内容(提供什么内容)以及案主如何利用支持内容改善个人心理健康。这个过程既受关系约束，也受关系人特质和案主特质的影响，而不是只要有人帮忙，就一定能带来好的健康结果。具体效果的好坏，要看帮助是由谁给、给了什么，以及双方的关系、案主的个人特质等特点。优势视角强调的案主优势及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的信任关系，同样依赖个人特质和结构属性。基于对社会支持“条件性”的理解，以及其与优势视角在理论前提上的内在一致性，将社会支持的条件性理论与优势视角进行整合，构建出一种新的指导社会工作实务的“二元优势”框架。在这一框架下，社会工作的实务焦点同时锁定案主/关系人（个人）与关系（结构）两个层面，通过运用优势视角修补个人或关系特质的不足，从而引导社会支持在结构层面向优势转化。这一理论构想尚待实践进一步检验。

社会工作引入中国至今已超过一个世纪，积累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源，社会工作史料构成了研究社会工作历史不可或缺的文献基础。学术界已开始对近现代中国社会工作史料进行系统整理，并取得初步成果。随着近代文献电子数据库的建立和完善，社会工作历史领域仍有大量历史文献有待深入挖掘，中国社会工作史料开发与利用问题值得再次审视。系统性开发社会工作史料不仅具备实际操作的可行性，而且具有研究上的紧迫性。这有助于清晰展现社会工作发展的复杂历史脉络，有利于积极回应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的多元论争，并能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从而极大地促进中国社会工作历史研究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社会工作学术研究实现长足进步。

新住院精神障碍患者面临的适应困境主要体现为封闭病房的心理困局、对住院的负面认知和社交退缩。基于对组员的访谈和量表分析，发现组员有情绪管理、疾病认知、自我认知、社会交往与医院适应五个方面的需求。在认知行为理论指导下，设计六节小组活动，对新住院精神障碍患者的问题与需求进行社会工作介入。结果表明，小组工作介入能够显著改善新住院精神障碍患者的入院适应困境。但是，小组介入服务在“服务对象覆盖面”“社会工作者专业素养”“理论范式应用”“后续服务衔接”四个方面仍有局限，需要在专业反思的基础上加以改进。

志愿服务作为社会治理的柔性力量，理解其发展路径与治理差异是探索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有效窗口。基于苏南R县志愿服务的跟踪观察发现，初始资源禀赋不同使志愿服务采用了“借道科层体系”与“借力专业力量”的差异化发展模式，R县志愿服务依托“科层主轴的纵向网络”与“关系主轴的横向网络”两种不同网络，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基层志愿服务发展路径。随着国家治理重心下移与社会力量规范发展，这两种不同的基层志愿服务内部治理开始趋同，两者并非策略化地游走于国家与社会的两端，而是逐步呈现出资源相互借力与治理相互趋同的中间状态。

乡村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参与，留守妇女具有治理潜力，但治理能力较弱。基于治理与增能的紧密联系，提出治理式增能与增能式治理，以阐释乡村治理场域中治理与增能互为目标、互为实现方式的双向互动关系。结合治理与增能共有的场景性、人际性、过程性，构建了治理式增能与增能式治理的分析框架。通过对福建L村的案例分析，归纳社会工作的介入路径：场景性方面，治理要进入生活场景，在参与中实现增能；人际性方面，治理要通过组织化推进，实现群体增能；过程性方面，治理要循序渐进，实现分阶治理与渐进增能。治理式增能与增能式治理为农村社会工作提供了理论框架与路径参考。

情感治理是对创新基层治理策略的回应，而基层干部则是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的重要载体。文章基于Y村老树留存事件的民族志观察，借助参与式观察法与无结构访谈法回放事件，在回溯情感治理知识谱系的范畴上将其引入基层干部行为逻辑分析之中，并抽绎为寓情于境的现实框架。在实践循证层面，以情感治理的入场、推进和践行具体诠释情感话语、情感仪式和情感帮扶，共同形塑情感治理的理性化图式。由此延展至感性惯习，基层干部在“事”与“情”的张力之间更重视情感治理的“人格性”行为模式、“关系性”二阶样态、“恰适性”社会基础等方面，巧妙平衡此“三性”，能有效促进正向情感再生，构建和谐基层社会。

根据生产力要素理论，新质劳动力、新质劳动资料和新质劳动对象对于提升生产力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新质生产力三要素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文章系统分析当前实践中的关键制约因素，主要体现为劳动力数量不足与结构失衡、劳动资料技术迭代迟滞与设施更新滞后以及劳动对象数字排斥与数字悬浮。在此基础上，提出三维度赋能路径：构建“引育留用”全链条劳动力发展体系以强化主体能力，推进数字化生产资料系统建设以革新生产工具，确立价值理性规约的资源开发伦理框架以优化劳动对象开发。

数字贸易作为传统贸易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延伸，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日趋加深。通过构建2014年至2022年全国25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文章探讨了数字贸易发展能否助力共同富裕的推进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数字贸易发展显著促进了共同富裕，对于人口众多的地区而言作用更加明显；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贸易通过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和带动第三产业就业来促进共同富裕；数字贸易对共同富裕的作用过程中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在地级市层面存在“先富带后富”效应，数字贸易发展能够提高周边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据此，文章提出应推动区域数字贸易协调发展，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接纳更多经济主体参与数字贸易，从而提升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和共同富裕的稳步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