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恢复重建30年来，如何获得生存发展一直是困扰学界和实务界的首要问题。嵌入性发展和内在转型观作为两种主流观点，前者站在专业社会工作的角度，认为（专业）社会工作要获得发展就要“嵌入”原有的社会服务体制之中，而本土社会工作处于相对从属位置；后者则认为，促进原有社会服务系统朝着更好的方向转型即可，专业社会工作只是补充要素。这两种观点实际上造成了二分的社会工作话语，在实践中不利于两种社会工作的整合性发展。在对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的相关文献以及实践情况进行反思性理解后可知，以往关于社会工作的嵌入观只是权宜性策略，而未触及社会工作的本质和内核。结合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与主要矛盾转变，从嵌入系统向嵌入生活的范式转换是新时代社会工作发展的时代选择与应有之义，尝试性地从回归“社会性”的嵌入性找回“嵌入”的价值意涵、聚焦“主体性”的嵌入性关注“人”本身以及塑造美好生活作为新时代的根本任务与时代命题的三个方面来勾勒出一幅新的社会工作发展图景。

在嵌入发展过程中，专业社会工作与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基于“赋权型管理”内涵的相互关系，主要表现为作为主导的政府出于有效统筹的目的从主观上对专业社会工作进行管理，为专业社会工作发展划定了一定边界，进而起到限制作用。但这种限制作用又因为政府通过制度、政策、资源等方式为专业社会工作进行赋权而得以削弱，甚至变成促进作用。聚焦于基层社区居委会与社会工作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来检验“赋权型管理”之内涵，并通过量化分析，检验了具有管理性质和赋权性质的居委会组织特征，对社会工作者心理增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专业社会工作在嵌入发展过程中要有自觉，努力实现与政府之间的适应性平衡；而且专业社会工作的制度建设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的同时，需将我国长期形成的社会治理逻辑纳入分析，以符合本土逻辑。

从第三方评估者的角度出发，以H区W组织参与城市社区绿色治理的专业实践为研究案例，在对既往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同时，构建一种基于“利益契合与组织化行动”的“行动者—空间生产”的分析视角，以深度探究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绿色治理实践的微观机制及其内在行动逻辑。研究发现，W组织在推动社区绿色治理实践中，针对当前强行政治理下的居民社区参与意识薄弱、参与动力有限、社区关系疏离等治理情景，从“认知”“增能”“共同体塑造”三个层面积极推进自下而上、以居民为主导的社区绿色治理行动，直接推动了社区元素的重组、社区公共空间的重塑、社区公共精神的培育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重建；也逐步实现了行动主体的参与动机从利益契合下的利己式参与转向组织化行动下的利他式治理，从而真正形成以社区为本位的绿色治理共同体。

社会工作机构作为重要社会治理主体，其与行政力量的治理关系议题备受关注。信任是合作秩序的前提，目前的研究聚焦于嵌入中的合作秩序，而对于嵌入中的信任议题关注不足。基于上海社会工作机构在基层村居治理的质性研究，社会工作机构通过专业协助者姿态、信任媒介、需求平衡、主动沟通建构了多元信任。这包括社会交换下的信任、人情信任和政治信任。信任建构展现了社会工作机构的生存理性，产生了脆弱的合作关系，也是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政社关系转型限度以及本土人情文化使然。保障社会工作机构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性，既需要制度体系的完善，也需要关怀和推进治理主体之间信赖情感的建构。

儿童性侵害作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和学者的高度关注。性侵害对受害儿童及其家庭造成的不可磨灭的创伤、对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使得儿童性侵害预防网络的构建刻不容缓。建议以生物生态系统理论为分析视角，依据儿童个体、儿童与重要他人的互动过程、环境三个维度，从不同生态系统层面构建儿童性侵害预防网络，具体包括以儿童为中心的预防教育、以父母为中心的预防路径、以学校为基础的预防项目和以国家为主导的制度保障。

优势视角理论认为人具有强大的内在力量、智慧和潜能，这些优势可以帮助人们战胜生活中的困境并促进其积极发展。优势视角理论立足点更加宏观、全面且深入，将其应用于青少年行为问题领域，可改变治疗模式长期影响下对服务对象的消极假设和认知，有效避免和消除治疗模式中存在的缺陷和负面影响，对青少年行为问题干预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有着变革性的转变与创新。优势视角干预模式在实现缓解青少年行为问题的同时，可提高青少年的自我效能，促进青少年积极发展，实现真正的助人自助，对青少年个人乃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发展都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社区服刑人员等司法领域的工作对象往往由于过往经历而蒙受社会污名、遭受社会排斥，重建其社会身份成为针对这类特殊群体开展情感治理的核心目标。通过审视社区服刑人员在不同社会互动情境中的情感状态及对其身份建构的影响，发现他们在日常生活情境中获得的是消极的情感体验，建构的是“犯罪分子”的拒斥性身份；在社区矫正制度情境中获得的是被动的情感体验，建构的是“服刑人员”的合法性身份；在社会工作实践情境中获得的是高度的情感体验，建构的是“社区成员”的规划性身份。引入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消减个体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体验到的消极情感，同时提升、唤醒其积极情感是针对这类特殊群体的情感治理策略。

专业社会工作的健康发展是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和社会主要矛盾化解的重要载体。目前，我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健康发展仍然面临着边界异化、专业主义、物本主义等隐形偏差倾向；而专业社会工作的健康发展需要秉持共建共享、权利、以人民为中心等核心理念。建议从“一个中心、三个维度”及各个维度之间的内在逻辑来厘清专业社会工作健康发展的基本内涵，以构筑伦理价值体系、打造学科话语体系、创设协同融入机制、建设法规制度体系作为推进我国专业社会工作健康发展的路径。

基于N市L社区的个案分析，从治理结构转型与治理体系创新两个维度考察现代社会工作服务型治理的实践逻辑。人口流动导致传统乡村治理体系失效，倒逼基层社区治理结构转型；通过阵地建设优化社区服务供给结构，主动创新社区治理体系。服务型治理的基层实践逻辑是“服务吸纳社会”，具有基础性、服务性、协助性和授权性等基本特征，且作为社会工作组织服务型治理实践逻辑的“服务吸纳社会”是一种行政授权下的委托型治理。“服务吸纳社会”意在超越传统国家社会理论视域，将现代社会工作视作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采用文献研究法对2010年后国家层面出台的儿童福利政策文件及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和分析。首先，从政策内容维度呈现2010年后儿童福利政策的六个特点：凸显儿童福利和儿童权利的价值理念；确立“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模式”的政策取向；重点关注困境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填补儿童保护政策漏洞并聚焦监护和安全问题；丰富和制度化儿童福利政策内容；创新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工作机制。其次，揭示了政策发展存在五个问题：政策内容有“五个模糊”方面；城乡二元分割和政策对象差别对待；养育儿童的家庭支持不足；补救性政策多而预防性政策少；政策层级低且碎片化严重。最后，提出新时代儿童福利政策完善的四点建议：确定儿童福利国家战略框架；“普惠制服务福利”和“补缺制现金福利”相结合；建设中国特色儿童保护体系；通过明确的家庭政策提升全体儿童的福利水平。

循证实践起源于循证医学，之后在护理、临床心理和社会工作等领域得到广泛运用，进而在人类服务领域形成跨学科的循证实践模式，体现了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相结合的现代科学方法论思想渊源。政策科学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社会政策研究引入证据为本的方法，在强调服务对象的偏好在服务供给过程中的作用的同时，促进了研究与决策过程的科学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新时代的背景下，发展循证社会政策对于准确把握新时代社会政策的目标、更好地反映社会弱势群体对美好生活的诉求以及强化社会政策的成效，都具有十分重要作用。为此，循证实践对于我国社会政策决策及其研究在实现思维模式的转型、强化研究与运用的结合以及对政策实现机理的把握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共十九大报告做出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大战略安排，体现对党的政治建设历史探索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应以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为首要任务，着重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着力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持之以恒改进作风，保持党的政治本色，持续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为巩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改善党的建设质量、推进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动力和基本保障。

最简方案下的合并句法将人类语言视为运算系统，合理简洁地解释了语言的递归型和层级性。语言运算系统可能存在外合并、内合并、晚合并、并行合并等不同方式。外合并是基于选择关系的一般合并。内合并则是基于一致关系的运算，实质上是复制+再合并，可解释语言的音义错位现象。晚合并和并行合并都牵涉运算工作区和并行运算，能解释不同合并时间和合并次序对句法结构的影响。集合合并与序偶合并的结果要被界面有效解读，都有赖于合并结果的有效加标，理论上最好合二为一。关于合并与加标的关系，一种可能是取消加标机制，进一步探索合并运算如何直接生成满足界面条件、体现语言递归性的向心结构；另一种可能是将合并句法发展为加标句法，主张加标是人类语言的独特属性。

新时代对高校尤其是工科院校“工匠型”创新人才的培育提出了新要求，辅导员应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在“工匠型”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着辅导员对创新创业知识掌握不全面、对创新创业教育责任认知不足、高校对辅导员开展创新创业工作重视程度不高、辅导员忽略学生创新创业素养的提升等局限。以高水平理工科大学重点建设高校广东工业大学为例，分析辅导员在“工匠型”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具有唤醒学生的“工匠意识”、培养学生知行合一的“工匠精神”、拓展学生全面的“工匠实践”等作用。建议从理论实践能力提升、搭建工作室平台、研发双创教育课程三个方面推动辅导员队伍建设，促进“工匠型”创新人才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