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中国儿童福利进行理论梳理和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发现，中国儿童福利长期以来与世界主流趋势存在差异，补缺型儿童福利制度的形成及其路径依赖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同时，尽管近年来各地儿童福利在辐射范围、项目类型及政府购买力度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但是立法层次、部门权责、协调机制、机构转型、儿童分类、家庭教育、社工建设、福利设施和区域平衡等九个典型问题仍然深刻困扰着制度的有效运行。未来我国应当积极迈向儿童投资型国家，重点实现育儿理念、育儿职能、育儿模式和育儿支持的四个时代转向。

现代社会风险呼吁国家在儿童福利制度中的主导责任。纵观中西儿童福利发展历史，西方国家一直有较强的国家干预传统和全面的儿童福利理念，中国儿童福利制度安排最初聚焦于儿童生存权，且政府承担特殊儿童的有限照顾责任，二者在政府介入的广度和深度方面存在差别。随着与国际儿童福利发展接轨，中国儿童福利制度发展建立起儿童权利视角，从政府有限负责和家庭化逐渐转向政府主导的儿童福利社会化。

2019年我国民政部新设儿童福利司，负责统筹设计儿童福利制度，进一步说明随着我国社会福利体系的不断完善，儿童福利已成为当代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的核心之一，儿童权利的促进与保护更是社会治理的关键。基于此，探讨西欧四国(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儿童福利一体化的体系建设、精细化的福利津贴、政府主导的儿童服务、完整的儿童保护立法以及分级化的儿童福利标准，并透过比较视角，针对我国现阶段儿童发展性福利的供给不足及立法缺失，建议在我国现有儿童福利体系上，进一步完善基层专业人才队伍配备，强化儿童福利立法，鼓励发展民间社工机构。

基于2015—2016年中国社会工作者职业现状调查数据，从工作条件、家庭支持、职业发展三个方面分析了影响中国社工离职意愿的因素，结果发现，约20%的社工有离职倾向，其中男性离职倾向大于女性。在影响因素方面，对机构管理、职业发展等越满意，社会工作者的离职意愿越低；家人支持也会降低社会工作者的离职意愿。在性别差异方面，男性社会工作者更加看重职业发展机会，而女性更加需要家庭支持。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建议从提高社会工作者的工资水平、促进社工的工作与家庭平衡、拓展社工的职业发展空间、减少管理主义对社会工作者的过度干预等方面入手改善社工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降低社工的离职意愿。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既是一种全面动员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建设的治理策略，也是为了消除科层化导致的官僚主义现象的特殊政治动员策略。当前群众路线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运动式动员看似促进了责任伦理，维护了党的合法性，却导致一线工作人员缺乏主动性；另一方面，例行化的社区活动慢慢导致群众失去热情，降低了对党群服务活动的参与和认同。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认为，专业社区工作应自主地进行项目策划和运作，通过其专业化的动员组织模式和扎实的系统居民组织能力建设，协助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创新，重新发挥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

从性别、年龄、留守经历、外出务工父母、监护人和学校教师等视角考察及分析留守儿童的生活史，发现农村留守儿童面临关爱服务理念偏差、家庭监护能力匮乏、学校关爱服务缺位、社会协调机制失调的生存环境。基于家庭生态系统理论，通过保障留守儿童权利的增权系统、实现家庭抚育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的支持系统、完善留守儿童“三社联动”机制及支持家庭为本的政策取向，从时间系统上保证留守儿童家庭抚育与教育的统一，建构农村留守儿童以家庭为本的关爱服务体系。

由于吸毒的经历，社区戒毒康复人员的身份被社会偏见所固化，社区戒毒康复期内的身份单一性使社区戒毒康复缺乏持续动力。社会认同视角下的多层级身份建构可以使个体在不同身份转换中获得不同的情感体验刺激，为持续转变提供动力。S市社区戒毒康复人员的同伴教育服务，设立“同伴候选人—准同伴辅导员—同伴辅导员”三个层级身份，根据不同的层级身份而设计沙龙、成长小组、同伴教育辅导和服务等活动，使社区戒毒康复人员获得不同的情感体验并取得相对应的身份，最终达到“自助、互助和助社会”体系目标，获得社会认同。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回归融入社会除了需要个体的主体性之外，还需要社会力量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随着来华外国人数量的增加，外国人管理的难度增大，管理理念需要从社会治安向社会服务转变。三社联动通过调动和整合多方社会资源，是一种创新和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以广州市越秀区涉外社会工作服务为例，三社联动表现为社工机构承接政府购买服务，与基层政府社会管理部门、社区服务部门、物业公司以及外国人社会组织之间共享信息和联合行动。从社工角度来说，这种联动是必须和有效的。然而，由于管理目标和服务目标的不统一，联动存在着角色不清和角色冲突的问题，进而影响了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成效。

“社工下乡”是一项新时代农村社会治理的主体实践，有着较为坚实的理论要求与现实基础。政府社会工作政策向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有序，社会工作方法有机移植，均体现了“社工下乡”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而重归关注底层弱势群体之路，维持社区共同体秩序稳定，秉持保护社会正义的原初本性，更是构成了新时代“社工下乡”的多元实践目标。由于农村生态域情的繁复性和社会工作发展的初级性，“社工下乡”实践的顺利展开必须找准贴合中国乡村文化特质的介入视角，转向合作型社会工作发展模式之路，依托基于法治化和契约化的项目制模式等现实进路，促进农村社会治理效能提升和社会工作者主体性建构。

广东社会工作的发展一直走在全国前列，这与其在政府购买社工服务背景下率先建立起的社工薪酬体系有着直接关系。但由于该薪酬体系长期没有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社工待遇偏低、流失率居高不下等问题凸显。目前国内对社工薪酬体系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匮乏，且缺少具体层面的操作建议。因此，建议加强政府与社工机构的协作，参照行业薪酬信息，制定合理的薪酬计算方式，形成常态化的薪酬调整机制，以探索符合本土的社工薪酬体系。

通过解读广东创新驱动发展的历程和实践，可以明确广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优势与存在问题，厘清发展机遇与挑战，从而为进一步推进广东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提供政策建议和参考，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走在前列”要求，全面推进广东创新驱动发展的新进程，将广东打造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窗口”和“示范区”。

在国家“双一流”战略引领下，“冲一流”既成为地方政府调整高等教育结构、提高质量的战略举措，也成为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强化地方特色和办学特色、实现内涵式发展的目标方向。因此，把“强特色，冲一流”定位为发展战略，是建设高校办学实践的逻辑必然。以广东工业大学为例，阐述了“强特色，冲一流”作为学校发展战略的必然需求，分析了制约瓶颈和短板弱项，并提出了建设发展路径。

新时代新工科背景下，创新创业教育是时代之需，高校思政教育是育人之本，要牢抓“创新创业教育+思政引领”。“创+思政”精英引领计划致力于构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学业指导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立足于“教学、科研、竞赛、实践、产业”五位一体的协同育人平台建设。建议将思想引领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机融合，两手齐抓，致力于为根正苗红的思政朋辈引领者植入创新创业基因，将创新创业精英培养成又红又专的思想领袖，最终建设成特色彰显的“1+5+X”创新创业人才全程协同培养机制。

分析了我国主要省市新型研发机构人才支撑政策的现状，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从人才引进、考核、激励及个人所得税优惠四个方面对1999—2019年新型研发机构的主要政策法规、相关文件进行梳理，并提出对应的调整政策和构建人才支撑体系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