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缺失是当代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而社会工作在参与公共卫生等突发性事件应对中呈现出回归社会性的传统。通过系统梳理疫情期间及后疫情时代社会工作团队和机构的活动探讨社会工作回归社会性的关键议题，研究发现，面对疫情，社会工作专业在重建社区韧性、激活社会联系、提供社会支持、关注社会弱势等方面呈现出回归社会性的面向，并致力于疫情后的社会恢复与重建。尽管如此，在专业地位、制度结构、国家—社会关系等层面上，社会工作回归社会性面临着根本挑战，遭遇了国家强力动员带来的限制。社会工作作为一个面向社会的专业，应该致力于在具体的服务中促进制度和社会结构的优化。

丧亲对于儿童是重大的创伤性事件，丧亲后的儿童将面临艰巨的适应性任务。那些丧亲后有适应困难的儿童，以及所有失去父母的儿童都会从某些有时间限制的干预措施中获益。本研究采用阿克西(Arksey)和奥马利(O’Malley)提出的Scoping Review文献范围综述方法和研究步骤，对国内3个中文电子数据库和国外5个英文电子数据库进行检索。经标准筛选提取后发现，国内丧亲儿童干预服务稀少，主要以个案和小组式干预为主，尚未形成和建立共享联动的服务机制，研究多采用个案研究法，缺乏科学、严谨的评估设计和工具，也没有长期追踪回访性研究；国外丧亲儿童干预经验丰富，以小组、营地和家庭预防式干预为主，服务时跨专业多团队合作，研究科学、规范，已经成为一个专业和审慎的干预领域。因此，未来国内丧亲儿童干预服务可以在现有干预经验基础上，将其纳入儿童福利服务体系，结合本土文化特性和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促进有效服务机制的形成，预防性与治疗性干预策略相结合，循证为本，服务和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儿童。

在中国失独人群愈发庞大的背景下，关注其适应进程成为一个值得探究的议题。通过长期实地访谈与跟踪研究发现，失独人群的适应困境不仅以结构因素作为基础，与个体能动要素相联系，同时还内在地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心理因素。他们普遍面临着应激心理创伤及躯体化表现、文化创伤体验与失序的情境仪式、混乱的社会角色以及熟人社会的陌生化趋势。基于此，提出借助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三大专业手法，通过纠正失独人群自我认知与社会认同、整合失独自组织内部功能建设、增进社区机构的服务供给能力等途径来破解失独人群的适应困境，助其早日重返社会。

以防犯剧场为个案研究对象，采取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深入探讨这种新型社会工作介入方法的特点，尤其是共情干预。研究发现，防犯剧场更能链接到青少年的生活状态，创造出共情体验，从而实现赋权式的学习与思考循环，达到更高的接受度。共情干预的基础是激发青少年的共情体验，而核心在于创造对话的环节、空间和形式，令“共情体验”转化为可表达的语言或行动，情绪转化为理性反思；回访和个案追踪是防犯剧场介入手法的重要一环，以评估干预效果。剧场有利于社会工作者共情能力的培养和锤炼，强化他们对于青少年困境的深层理解，在剧场互动中更好把握青少年整体的动态，进而提高介入时青少年的参与性、思辨性和赋权。

养老问题是失独群体面临的最现实的困境，而在中国独特的社会脉络下，老年失独妇女的养老问题值得特别关注。以病理观为基础的养老方式并不能有效化解老年失独妇女的养老风险，整合微观个体和宏观结构改变的增权式养老应成为新思路。老年失独妇女养老消权存在三大来源，分别是个人层面资源缺失及效能不足、人际层面负向互动和群我排斥、制度层面的政策缺陷和结构压迫。而加强老年失独妇女的养老能力建设、激发权能感、加强社会公众教育和社会化养老模式建设、消除障碍和歧视、加强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以及有效保障失独养老权利，是实现从消权式养老向增权式养老转变的重要路径。

同胞关系对智障人士的身心发展有重要影响。通过问卷形式对1 298名智障成人的健全同胞进行研究，分析其在同胞关系中的联络行为和相处动机 (责任动机和自愿动机)、相关影响因素，并检验相处动机在该关系中的中介效果。研究发现，同胞的相处动机与联络行为显著相关。相处动机受其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家庭经济、子女数量和居住安排影响，联络行为受婚姻状况、家庭经济、智障同胞残疾程度和居住安排影响。相处动机的中介效应显著存在，责任动机的影响力更突出。研究表明，重视健全同胞与智障同胞互动的心理动因有助于认识该关系的发展情况，进而预测健全同胞未来参与家庭照顾的可能性。残疾社会工作在家庭服务环节需加强对同胞关系影响作用的关注。

随着儿童保护体系建设的推进，儿童保护类社会组织资源的发掘和利用成为社会工作研究的新旨趣。儿童保护类社会组织在政策环境支持下发展较快，但存在组织资源分散、专业能力不足、服务碎片化等问题，难以适应日益复杂化和多元化的儿童保护服务需求。基于组织场域理论视角，从文化认知系统发展、关系系统建构、集体行动倡导、组织模型创新等方面探索构建儿童保护类社会组织的资源整合机制，以促进资源的有效集中和系统整合。

针对已有社会组织合法性研究“重外轻内”的现象，选取杭州NC社会创新联合机构为案例，探讨其基于员工认同的内部合法性的建构过程。研究发现，员工期望与组织交代的交互作用动态建构了机构的内部合法性，二者并非期望理论所推演的单向影响关系，而是双向建构关系。机构生成高度内部合法性的前提是达致员工与组织之间的“激励相容”；社会服务组织的内部合法性的建构具有不同于企业组织和政府组织的鲜明个性，需要更注重员工的内在激励和工作自主性；同时，与外部合法性相比，机构对于内部合法性的建构拥有更大的主动权。因此，建议将员工期望管理作为机构发展的重要方法，通过变革组织结构、培养组织文化、开展集体生活等方式，引导、维护和建构员工期望，将员工工作生活意义的创设和营造带回机构的社会工作行政过程之中。

随着中共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重心下沉，资源要素注入基层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做法。以社区基金为代表的公共资金筹集和使用平台正是其中的一项机制创新。社区基金来自社会捐赠，是城乡社区在基金管理平台设专项科目，通过专项基金运营实现基金发起人的社区利益表达。从“社区发展的资源视角”出发，分析社区基金在为社区导入社会化资源的同时，从筹集、运行到监督的全过程对基层治理的触动和作用。研究认为，社区基金为社会资源参与社区事务提供了合法合规的平台，基金业务活动将社会捐赠人、社区两委、居民群众、社会组织和一般公众以各种形式、不同程度卷入社区的日常运行与发展治理工作。资金使用机制创新对于伸张社区主体性、拓展社会参与、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具有积极作用。

19世纪中后期以来，社会政策学科从萌生、初创、完善至成熟再发展至今，日益成为一门全球“显学”。在风险的不确定性及全球性愈发突显的当今，社会政策学科的学术和现实价值亟须得到进一步关注。然而相较于国外，我国社会政策学科尚处于起步阶段，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完整的学科依然任重道远。国外社会政策学科体系在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渐成完备的学科体系结构，并在与社会政策实践的持续互动中实现了研究范式的迭代更新。我国社会政策实践已积累了大量本土经验，但学科共识尚未达成，学术积累与学科建设滞后于实践进程。由此，中国社会政策学科建设应从推进学术阵地的开拓和学术体系的自主积累、推进高校的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建制入手，以回应中国现实为最高价值追求，并积极响应国际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