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资料，对社会工作机构与企业的合作形式、合作经验以及合作中存在的障碍进行分析，发现社会工作机构通过“活动式合作”、“公益营销”和“企业购买服务”这三种形式与企业形成合作关系。在合作过程中，社会工作机构形成了独有的合作经验，如有序引进合作单位，以公益原则约束企业的商业冲动以及建立合作物资、人员、资金管理流程等。同时，社会工作机构与企业的合作存在政策不配套、人力资源不匹配以及二者需求难以匹配的障碍，使得二者难以形成更为深入的多元合作关系。应针对存在的缺陷，采取相应策略，完善多元合作的发展思路，形成多元合作组织网络。

通过对16例返乡流动儿童的田野调研发现，其抗逆力重构水平主要由信念系统、自我概念、行动力、情绪情感和社会支持五大因素所决定。文章将返乡流动儿童的抗逆力重构水平分为三个层次，即超越性重构、平衡性重构和失序性重构。社会工作干预应强化返乡流动儿童的信念系统，制定清晰的发展目标；引导积极的自我概念，形成对生活的控制感；提升行动力，养成良好的自律品质；激发正向情感体验，打造稳定的内在心理环境；善用朋辈群体支持，培育滋养性外部环境。

失独老人在经历重大创伤性事件后面临深层次固化的自我身份“特殊化”和集体身份“差别化”的危机。这种认同危机对失独老人及其生活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应，严重影响到他们晚年的生活质量。研究尝试运用抗逆力理论，分析如何通过社会工作介入提升失独老人对抗身份认同危机的能力，重建其身份认同。主要以三个失独群体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中的运作过程为研究对象，在研究社会工作的介入过程中，发现抗逆力的培育可以逐步减缓失独老人身份认同危机的影响和对其生活的负面连锁效应，同时可以增强失独老人的个体能力特质和环境支持网络建设，达到重建其身份认同的目的。

利用510名广州市流动儿童的调查数据，探讨流动儿童的社会资本对其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影响，并检验领悟社会支持在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年级、学校性质和父母是否同住与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相关；家庭社会资本、学校社会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直接影响他们的主观幸福感；领悟社会支持在家庭社会资本、学校社会资本与社区社会资本和主观幸福感间起中介作用。研究建议，社会工作者要特别关注小学高年级、在民办学校就读和不与父母同住的流动儿童。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现状下，建议社会工作者通过营造多维系统的社会资本、加强不同系统的联结互动、提升儿童个体社会联结感、增强儿童生态转变适应性来提升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

社会工作职业过程往往包含高度的情感卷入，但国内对社会工作者情感劳动过程的关注显然不足，既有的国外研究则聚焦于专业关系范畴。在本土社会工作的专业实践中，社会工作者群体的情感劳动主要表征为：压力感与获得感并存的冲突性情感体验；“惰性化”与“模糊化”的表层扮演和基于专业价值与规范的深层扮演构成多样化的情感整饰；社会工作者倾向于主动采取身体技术、认知技术和社会技术进行情感调适。探索本土社会工作者情感劳动的复杂图景有助于打破此前人们对此“理所当然”的想象，同时也启发我们思考如何进一步推进社会工作职业过程中的自我关怀、组织关怀与政策关怀。

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学前教育面临父母照料难、社区托管难、隔代支持难，以及只能购买基础的学前教育服务等问题。基于家庭教育资本的视角进行研究发现，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学前教育困境源于家庭自身教育资本复合型弱势、家庭学前教育支持类政策的精准落实到户机制不完善、社区普惠型托育服务供给不足、儿童社会工作项目的碎片化运作等因素。通过“五社”衔接与复合强化提升共助机制的渗透性，以原生家庭和社区学前教育环境为工作对象，从环境嵌入、关系联结、韧性增加、素养提升等维度改善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教育资本累积与转化困境，倡导儿童主体型家庭幼育观，优化家庭学前教育资本，构建育幼友好型教育环境。

社会赋权是实现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针对乡—城流动人口、城—城流动人口、高知型流动人口和城市户籍居民四类群体的调查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社会赋权整体水平不高。他们的职业培训有所欠缺，政治参与边缘化，社会参与不足，与城市户籍居民有较大差异。社会赋权对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对于高知型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程度最强，对乡—城流动人口的影响最弱。因此，需要建立多元化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推动有序政治参与，促进组织参与和公益活动参与，为这一群体赋予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平等的参与权和话语权，使其成为真正的新市民。

以制度环境视角分析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获得，并尝试对制度环境进行动态分析，关注制度执行所涉及的两大主体——政府与社会组织，尤其是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所形塑的参与机会空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主要源于政府通过制度空间创设主动赋予以及社会组织主动作为，通过遵从、配合、协商乃至对抗等多元策略努力获致。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机会的持续获得，迫切需要政府所提供的外力与社会组织自身内力形成强大合力。“聚合力”不仅取决于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利益契合度”和自身参与能力，更取决于政府和社会组织在良性互动中推进制度环境的完善与优化。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智慧养老将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以及满足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要的新模式。我国农村地区老龄化态势加剧，在农村地区施行智慧养老模式，满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要，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Z省6个农村地区智慧养老模式实施现状的调查发现，智慧养老模式的实施有助于提升农村老年人的生命质量。但农村地区的智慧养老推行仍然存在困境，农村老年人对智慧型设施使用不熟悉、机构中专业化人员缺失、政府在推行过程中 “重规模轻服务质量”导致智慧养老模式在农村地区难以落地。应该健全农村智慧养老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搭建农村智慧养老服务网络，建立城乡一体化智慧养老平台，促进农村智慧养老模式得以真正实施。

积极福利的建构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制度保障。矿区移民作为工程移民的一个重要群体类别，在其社会空间转向中人为风险的生成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基于对内蒙古E旗矿区移民现实景象的观察与思考，发现以丰裕现金福利作为保障的背后，缺失的是以明确主体权责、提升自我能力、构筑风险意识为导向的积极福利建构反思。通过呈现矿区移民面临社会转型中传统到现代的生活、生产转向，责任隐没中主体权责的迷失与道德机制的失效，以及无目的自我的个人自主性需要和反思能力匮乏等多重风险困境，尝试寻找积极福利建构作为化解矿区移民风险的耦合策略。其关键在于围绕“矿区移民”这一主体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多方互动，从权利与责任的平衡、团结与合作的培育、排斥向包容的转向，窥探他助向自助转变的多维积极福利建构可能性，以此作为矿区移民应对现实风险和构筑未来可持续生计的一种理性制度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