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冲突显现出多发性、琐碎性与日常性等特征，冲突防控难度加大。以往通过纵向制约进行冲突硬性管控的主流模式遭遇高成本与低成效的悖反困境，冲突治理方式亟待创新。打破传统的路径依赖，引入专业社会力量介入社会冲突治理，有助于增加冲突治理韧性。在考察社会工作与冲突治理耦合性的基础上，以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等为理论依据，以冲突四象限为问题视角，以冲突转化为实践指向，在理论样态和行为样态两个维度构建冲突社会工作的基本范式。

我国医务社会工作起步较晚，还未形成系统的专业教育模式和培养大纲，对于医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模式和培养大纲的核心内容缺乏比较深入和具体的探索。文章采用范围综述的研究方法，2022年7—11月检索中英文数据库和索引平台收录的关于医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培训和培养方案的既有文献，对纳入文献进行分析，整合出我国医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整体特征、国内外高校场域内的基础课程教育和医疗场域中的跨学科实习教育的核心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兼具实践性和跨学科属性的本土培养大纲，为我国医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发展提供综合性的经验证据。

充分利用互联网改善老年人身心健康状况是积极健康老龄化在数字社会的新内涵。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研究数字社会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互联网可及性对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造成了不良影响，但改善了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互联网参与性改善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况，数字经济发展改善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况，数字社会对女性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更加显著。因此，建议秉承“坚守一个目标、围绕三个角度、坚持三个主体”的原则，统筹构建对老年人健康友好的数字社会，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发展，推动国家积极健康老龄化目标的实现。

我国流动女性就业面临家庭照顾压力、社会支持薄弱以及就业不稳定等现实困境，而社会企业具备就业形式灵活、资源多元以及商业与公益兼具等特征，能够为流动女性就业提供可行性支持。D社会企业向流动女性提供就业岗位、资源链接、生活服务等多元帮扶，回应了该群体就业需求以及职业技能、生活品质提升等多元需求。与此同时，社会企业也面临市场运作机制不成熟、内部管理和外部支持有待强化、服务评估不足等实践难题，可从人才储备、需求调研、多方协作以及多元评估等层面入手优化流动女性就业服务路径。

乡镇(街道)社工站是国家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打通服务民生“最后一米”的重要举措。目前，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和运作因角色模糊、定位不清等问题，导致社工站运作效率低下、运作效果不显著。因此，亟待对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进行阶段性研究，厘清社工站角色和定位，提炼有效运作模式。以N市4个乡镇(街道)社工站作为典型案例展开研究，通过深度访谈收集资料，采用案例比较法进行资料分析。以社工站在实务运作中的角色作为核心，提炼出基于“行政—督导—服务”的“三维角色”模式，分别是面向基层政府的行政角色、面向社会组织的督导角色、面向服务对象的服务角色。期望通过厘清社工站的角色定位，探索社工站的服务模式，为全国社工站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可借鉴的地方性经验。

个案管理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康复具有积极意义，尤其是在降低疾病复发率、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上海市H区11名个案管理员进行深度访谈，在访谈资料基础上分析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个案管理的问题与对策。研究发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个案管理存在操作规范缺失、专业能力不足以及外部支持欠缺等问题。因此，需要通过建立健全个案管理规范、提升个案管理专业能力、强化个案管理外部支持来推动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个案管理工作发展，帮助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更好地康复。

信息公开是社会组织获得社会信任的关键所在。公益财产是维系组织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其获取伴随着权利与义务的转移，能够对社会组织的信息公开决策产生影响。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SWLS2019)数据，以731家社会组织为样本，实证检验公益财产对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公益财产对信息公开促进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多层问责机制，公益财产能够通过理事会治理、内部制度建设的链式中介作用提升社会组织的信息公开水平。我国社会组织的公益财产多来源于政府，政府是公益市场中的“强势委托人”，政府资金在公益财产中的比重越大，社会组织的信息公开程度越高。

在高度数字化的社会场域内，出现与数字生活脱节的数字弱势群体，这揭示了数字科技成就美好生活背后的数字不平等问题。为跨越数字鸿沟，从权利视角证成数字化参与权尤为必要。数字化参与权是具有相对性的数字弱势群体的专属权利，其以数据与信息为权利载体，兼具物理、技能和权利救济三重维度的内涵，满足公民融入数字社会的基本需要。数字化参与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主要反映了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这既表现为一项基于机会均等的参与权，也体现为蕴含实质公平的发展权。从法治逻辑来看，基本权利的保护模式更有利于保护公民的数字化参与权，数字化参与权的国家义务可从尊重、保护和给付三个维度予以展开。

科学评估中国家庭政策的实施特征与作用效果对提高政策适用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采用内容分析法，通过构建“政策工具—政策目标—治理主体”三维框架，分析中国政府1987—2021年颁布的中央层面的家庭政策文本，探讨中国家庭政策工具的类型特征、演进轨迹、价值倾向和内在不足。研究发现：在政策工具维度，家庭政策存在权威工具和能力建设工具偏多、激励工具和劝导工具使用不均衡、系统变革工具短缺等特征；在政策目标维度，家庭政策偏重于儿童发展、工作家庭平衡与特殊家庭援助，缺乏对养老照护与住房保障的关注，并存在切分普通家庭与特殊家庭的现象；在治理主体维度，家庭政策以政府为主导，缺乏社会层面的参与，针对社会组织的政策工具耦合性较低。据此，应提高家庭政策工具应用的精准性，优化组合效果；以多元共治为导向，提升家庭政策工具与治理主体耦合度；合理规划政策目标，实现家庭福利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