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社工机构在政府购买服务，特别是购买家庭综合服务中心项目的推动下获得快速发展，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成为社工行业的“拳头产品”；与此同时，对家综项目的依赖也使社工机构面临“同质化”发展带来的机构惰性、缺乏核心竞争力等局限。社工机构今后的发展应以差异化和错位竞争获得核心竞争力，以品牌化建设促进内部管理并增强获得社会认可、支持的程度。

通过问卷调查、个案访谈等方式对罕见病群体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深入调查，发现罕见病群体存在因面临身体状况较差因而需要照料服务，因生活满意度低而急需心理支持，因存在误诊而导致就医服务需求大，因就业问题突出而就业支持迫切，因受教育水平低而培训需求较大等五大主要困难及现实需要。这为罕见病群体社会工作服务指明了方向及其重点领域。然而，罕见病群体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四大障碍：社会认知度较低导致有效性备受质疑，保障制度缺失导致发展环境较差，罕见病社会组织数量少致使社工服务载体有限，专业人才匮乏同时培养机制尚未建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增进社会工作服务罕见病群体的对策建议，即改善罕见病群体社会工作发展的社会环境，推动出台相关政策，多渠道促进罕见病组织的发展，加强罕见病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建构和完善罕见病社会工作服务知识体系。

佛山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在发展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社工服务逐渐由点及面，实现精细化发展，能够帮助社区群众；但是也存在服务与需求契合度不高、两个中心定位不清且资源重叠、人员流失给服务带来断层等问题。基于广州、深圳的经验，佛山市可从三个方面推进社工家庭服务体系本土化建设:一是减少“政府配餐”，邀请“群众点菜”，满足社区多层次需求；二是明确两个中心的定位，进行资源整合，互补共创优质社区服务；三是推动员工专业成长，确保服务持续开展，形成本土人才团队。

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育项目，本应是培养社会工作高级专门人才的摇篮，然而却遭遇了毕业生普遍选择在非社会工作领域就职的尴尬。对于此问题，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考察了A大学201X级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毕业生的职业选择。研究结果显示，由于薪水低、专业化程度不高、社会认可度低以及职业发展受限等因素，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毕业生们普遍认为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社会工作者不可能仅仅依靠“助人理念”而生存。此外，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育也不能为学生们提供专业化、职业化的训练，以致其报考A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项目就是为了一个名牌大学的硕士学位而已。为改变这种状况，政府和学校两方面都应努力，一则提高社会工作者的社会认可度和薪资水平，二则调整社会工作专业硕士项目的培养模式，使其更加实用和以职业为导向。

中国社会历来重视等级、血缘等非正式社会关系，以及非理性化的社会规则，因此，当非营利组织的概念进入中国后，它的运作逻辑也会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基于人情与关系、脸与面子的定义与内涵，提出两个假设：非营利组织在政府管理者判断中的“脸面四分类”、政府管理者资源分配的“人情法则”。以X机构与Y政府部门的角色关系转变历程为研究对象，从社会政策环境与非营利组织发展两个维度，提出了避免“人情法则”与增加“面子”的加权策略。

基于T社区工作人员工作风格与治理倾向的研究发现，与老一辈社区工作者不同，新一代社区工作者倾向于采纳“去人情化”方式处理社区关系和治理社区事务。这种社区“脱域”的工作风格，是社区工作职业化、科学化和行政化的自我认同、现代工作的自我定位和自主意识、对社区工作的短工化期待和女性化片面认知等因素多重效应的结果。新一代社区工作者的“去人情化”实践，既可能在短期内阻隔社区有效治理，进而导致居委会组织的“悬浮”和失去扎根地方的组织优势和动员能力；也可能会对基层社区的民主化建设和事务的合作治理起到倒逼作用，进而推动居民参与和社区自治。“去人情化”治理倾向的效用还有待观察和验证，而社区善治的达成仍需继续加强社区参与、社区信任关系和社区民主化等基础建设。

加拿大人桑德斯在《落脚城市：最后的人类大迁徙与我们的未来》中认为，在不可阻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历史趋势之下的人口迁移过程中，“落脚城市”扮演着巨大的作用。而中国各城市中的城中村则算得上是外来流动人口和务工人员的“落脚城市”，是他们的聚居、生存、求职和希望之地。国内关于城中村演变和改造的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中，比较重视空间改造优化和户籍人群的城市化转型及其行政管理，而外来流动人口和务工人员的居住与社区融入则相对被轻视。在此提出在城中村打造外来流动人口“落脚社区”的理念，并提出了项目化措施的策划原则，希望通过推进服务、参与、互助、倡导等专业性介入策略，实现社区工作的多重整合，进行外来流动人口城市融合模式的实践性探索。

基于广东、湖北和甘肃等省新农保试点状况的实地调研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WLS进行数据修正分析得出：干群关系和对村干部信任度、是否知道养老金领取标准和养老金是否够养老、对新农保试点的满意度对农民参保决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认为，农民参保决策过程是有限理性条件下的跨期消费决策行为，农民参加新农保的行为存为明显的年龄上的逆向选择，以人均可储蓄收入、家庭承包地面积等衡量的农民家庭收入水平、收入结构等经济因素是农民参保决策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农民参保积极性、进一步推动新农保制度发展的建议：提高青年农民主动参保积极性，完善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转移衔接；多管齐下，缓解农民收入的有限性、多用途性与保险费支出固定性之间的矛盾；以新农保等惠农政策推进为契机，进一步改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及状况。

通过对中国台湾社区照顾制度的源起、发展与现状的梳理，探索了中国台湾社区照顾制度的演进，并从福利多元的视角出发，对其理论体系与实践路径进行了分析与研究。结合中国大陆当前 “9073”养老模式的经验和不足，探讨中国台湾社区照顾发展经验对大陆的启示,并探索出福利多元主义模式下的多部门合作供给模式，从完善社区照顾制度法律以及“就地养老”机制和服务人员培训等方面提出中国大陆养老模式的实践途径。

“三农”问题在大陆一直备受关注，事实上在台湾，也存在着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三农”问题,同样经历过面对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强势力量所致的农村社会的衰落和凋敝、农业的经济收益低、农村生活条件差、年轻人纷纷逃离农村奔向城市寻求所谓现代化的生活的过程。人们开始反思，如何才能提升农业的价值，复活农村社会发挥其功能，重新拾起农民的尊严。台湾开始了农村社区发展实践，并达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些经验对大陆当前进行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有着重要的启示。

现代性无疑是把握当代社会本质和社会理论的核心范畴。现代性在塑造我国乡村新文化秩序的同时，也使乡村文化面临凋敝、失落、边缘化和消亡的危机，乡村日常生活出现了失根的危险。乡村日常生活价值建构的着力点包括：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引领，重塑乡村日常生活的现代价值；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乡村日常生活的深度融合；创新传播方式，增强农民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自觉认同；发展和繁荣乡村文化事业，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提供深厚的土壤。

合理高效的大学治理结构是高校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阐述了目前我国大学在管理的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设高水平大学管理的目标，并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了完善我国大学治理结构的思路和建议。这些建议包括构建科学合理的大学权力协调运行机制、倡导 “教授治学”的大学治理模式、发挥大学章程在监督和治理中的作用以及鼓励社会多方共同参与大学治理。

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养老业务能否成功实施，解决业务办理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是关键。运用完全理性人假设，通过构建动态博弈模型求解精炼贝叶斯均衡，探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过程中各参与主体的策略选择行为，分析老年人健康状况信息的不对称给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养老业务的实施造成的影响，并引入约束机制和博弈周期以改变博弈双方的某些行为，改进博弈过程，从而达到总体效用最优，并提出完善信息管理系统、提高造假成本、改变博弈的顺序、制定优惠政策等四个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