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工作专业化与职业化快速发展时期，社会工作督导研究与实践衔接的滞后性开始显现。督导是社会工作专业学习和职业实践的重要环节，厘清当下本土社会工作职业环境特征中的专业督导内涵具有重要意义。在概述西方社会工作督导涵义的基础上，结合本土督导实践案例，探讨本土语境中社会工作督导的涵义，研究发现，项目服务处境与社会工作督导实践具有互构性，其核心是通过体验式思维实现实证思维与场景思维的转换和整合，促进社会工作服务的自觉与自决。

采用建构主义的视角，运用长度访谈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社会工作督导评估体系进行了探讨。分析发现，中国社会工作督导的评估体系是由督导评估功能、督导评估主体、督导评估内容、督导评估方式以及督导评估影响因素等元素构成；每个构成元素中又由多个子元素构成，由此可见，中国社会工作督导评估是一个多元的评估体系。多元的督导评估体系是由督导者、督导对象、政府督导管理者、行业协会督导管理者以及督导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建构的。

社会工作督导在回应社会工作服务的本土性困境与难题、确保社会工作服务品质与实效、提升社会工作者服务能力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社会工作专业服务越来越成为国家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支重要力量，社会工作服务专业性与实效性开始受到质疑。中国社会工作督导面临着制度化建设滞后、本土化适应、工具化明显、专业伦理考量、专业化不足等困境。因此，必须融合与超越西方意义的社会工作督导知识和中国本土的现实处境，充分考量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影响及中国人的行事理路惯习，制度化地建构未来中国特色的本土性督导体系。

作为一个助人的专业，社会工作督导的目标和重点是通过提升社工的自我效能和专业复原力，使社工始终保持在一个较佳的工作状态，从而保障专业助人服务的品质。督导意味着超级视界、极好的洞察或不一般的见识。因此，增能取向的社会工作督导旨在使社工能够超越当下的问题，洞察和看见“自我”的潜能与资源，拥有解决问题的信心和能力。增能取向的社会工作督导过程即是从社工当下的问题出发，运用提问、对话等技巧，通过督导者与社工一起探索和发现那些隐藏在当下问题背后的社工“自我”冰山不同层面的障碍，并通过洞察和发掘这些障碍之外社工所拥有的潜能及资源，促成实务问题的解决或工作绩效的达成。

对吸毒成瘾人员身体状况、生存状态、主观态度、现实表现等情况进行全面了解和分类评估是开展社区戒毒社会工作的基础，也是后期综合干预的前提。对上海社区戒毒社会工作分类评估体系进行系统研究，分析了目前分类评估实践的现状、基本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并据此设计出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分类评估指标体系，包含五个维度、三级指标，共80道题，并量化了评分标准；同时，对分类评估的方式以及运作机制提出了立足于提升社区戒毒社会工作效能的改进建议。

在迈向生态文明以及绿色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工作在人与环境互动的基本框架内，着重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社会工作服务中拓展园艺疗法，不仅有利于个体身心灵以及社会关系的全人发展，更有利于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以及社会功能的实现。基于不同服务群体的多元需要，园艺疗法发展出治疗性、职业性、社会性园艺模式等多元性介入策略，并通过活动设计、过程参与、成果收获、彼此分享、生命反思以及疗效评估六个具体过程，具体运用和演绎了扎根、植入以及隐喻等核心方法和技术，最终促进服务对象的身心疗愈与持续发展。基于历史经验与研究反思，社会工作者在实施园艺疗法过程中，需要坚持绿色疗愈的价值理念，持续发展专业能力，响应服务群体差异需求，坚守专业伦理并加强风险管控，促进园艺疗法的科学化和本土化发展。

为应对老龄化所带来的快速上升的医疗和养老服务需求，我国开始在政策和实践层面探索和发展医养结合的服务模式。然而研究发现，在医养结合实施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面临对自身专业角色认知模糊、定位不清，实际服务与角色期望断裂等困境。文章还就医养结合中社会工作者角色困境的主客观成因进行探讨，并提出应通过提高社会工作者专业水平，明确医养结合中社工专业角色定位，完善相关制度等多层面和多维度的措施来破解这一角色困境。

面对国内日益严峻的儿童虐待问题，发展儿童虐待强制责任报告制度有其合理性，但推行时还需审慎评估和研究。如果贸然推行该制度，而没有解决其面对的困境，就不仅发挥不了该制度的成效，还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当前我国推行儿童虐待强制责任报告制度面临着文化层面、法律层面、程序指引、主责部门、配套设施、民间机构、主责工作员、制度研究八方面困境，如要有效实施该制度应系统思考该困境的解决之策。

在描述中美两国特殊教育中智力障碍评估体系应用的基础上，总结我国在该领域评估实践中出现的困境，包括立法保护的欠缺、特殊需要儿童分类的模糊以及缺乏统一的评定流程和适合的本土评估工具。这些问题会影响被测儿童能否接受特殊教育的结果及链接何种服务及矫正的最终判断，不利于被测儿童良性发展和教育资源的公平、合理分配。借鉴美国特殊教育评估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我国智力障碍教育评估发展可在立法支持、设立权威的评估机构或部门、完善科学化评估标准和本土测量工具以及推动学校社会工作参与及其专业化建设方面进行改进。

1894年的疾疫席卷我国粤港澳地区，危及面很广，导致谣言风行、人心惶惶。粤港澳三地不同的疾疫与谣言治理举措，使认知水平原本处于相同层次的三地民众在思想和行为上悄然拉开了差距。该时期港英、澳葡政府的治理举措在改变港、澳华人的身份认同和推动其社会融入方面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成效也各不相同，而清政府的茫然无措则显示其愚民政策和落后的国家制度终将难以为继。

当前城市社区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仅靠政府力量难以应对基层社区出现的各种治理难题，国家主导下的“三社联动”正是构建多元化社区治理网络的有益尝试。分析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三类治理主体“联动”的契机和合作形式可知，对基层政府来说，尤其是在街道办事处的指导下，三方通过协商、沟通和合作能够共同应对社区公共危机事件；而通过举办公益创投大赛等活动激发居民的社区参与热情、整合各种资源解决社区共同问题，可逐步形成“三社联动”机制。但是在“三社联动”过程中，“三社联动”的政策供给不足。因此，建议从政府引导和规范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培养社区居民有序参与等方面入手，提高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

以项目制为研究视角，借鉴实践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广州市幸福社区建设项目中各个主体的行动逻辑及行动策略。广州市民政局作为项目发包方，扮演着项目规划者、资源分配者、组织协调者的角色，其行动遵循着效益逻辑和效率逻辑；各区民政局和街道办事处作为项目打包方，扮演着资源再分配者和上传下达者的角色，其行动遵循着完成任务逻辑和“项目-发展”逻辑；社区居委会作为项目抓包方因其对整个项目的认知程度以及自身工作态度的不同，采取的行动策略也不相同，大致可以分为积极进取型、敷衍应付型、抱怨抵制型三种类型。这种社区建设项目化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社区需求本位，提升了社区建设的效率和效果。但囿于现实，这一运作模式受到了科层制和项目制的双重制约和影响，各参与主体利益的分化导致了项目目标的异化，也给基层社区带来了累积性的贫富差距。

社会工作政策是行业发展的指导，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利益保障及社会工作服务传输的规范性皆需政策的规定。以过去10年国务院及各部委发布的38则社会工作政策为样本，通过内容分析的方法，编码成为244条文本，构建以基本政策工具为X维度与以社会工作发展为Y维度的二维度分析框架，总结社会工作政策的分布特点，结果发现：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是重点，且仍将是重点，但是与之配套的政策却存在诸多问题，专门政策数量较少，部委之间合作不充分；缺乏专门法律法规；社会工作组织发展缺乏足够支持。

新媒体时代下，传统大众传播理论中的“把关人”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等受到冲击，但仍有其适用性。高校网络舆情主体的特殊性、内容复杂性、传播快捷性等特点，使得高校的管理格局被打破，管理方式受到挑战，形象塑造受到冲击。基于大众传播理论创新的视角，建议高校转变观念，建立新型的新媒体“把关人”机制；积极回应，巧妙引导网络舆情的“议程设置”；完善机制，打破网络舆情“沉默的螺旋”现象，从而构建新媒体时代下的网络舆情引导机制。

教师分类评价是教师资源管理开发的前提，也是教师发展体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科学合理的教师分类评价机制是高水平大学建设的重要议题。从高校教师分类评价的必要性出发，正视目前高校教师评价机制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实施教师分类评价机制的改革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