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曼的社会理论是围绕“沟通”“系统”等关键词建构起来的，聚焦沟通与意义、系统的复杂性以及复杂性的化约方式与现代社会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等。卢曼的社会理论具有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联性：卢曼的系统理论可以补充社会工作之中系统视角无所不包、空洞无物之不足，从而探索以“沟通”为中心的、系统取向的社会工作干预路径，重新思考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重新理解中国社会工作的现实与使命。

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是社会工作发展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对于社会工作专业和服务具有重要的建设性和发展性功能。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在现实发展逻辑中存在时序差，进而造成错位匹配；而学术研究中也存在理论对实践的“单向度”建构，本质上都是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错误认知，以及“教育先行”的逻辑发展。研析社会工作进入我国以来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初始形态、发展演变、相互影响以及互构过程能够发现，社会工作教育在由“单兵突进”转向教育与实践的“双向推动”过程中，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也呈现为一种新的“互构性生成”关系。

在乡村振兴广泛被讨论的脉络下，重新检视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理论，但有别于仅梳理该理论的内容，提供一个不同的观点对该理论进行反思，即将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理论放置于自由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脉络下进行讨论：首先检视经济全球化下农业生产论及发展论与该理论的对应关系；其次检视反自由经济论者对该理论的批判；最后提出该理论在乡村振兴中的反思。透过此观点重新检视该理论，中国的乡村振兴或可诉说一个蕴含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故事。

当前存在两种社会工作理论的书写方式：一种是佩恩倡导的“工作型社会工作理论”，另一种是加勒特推进的“社会取向的社会工作理论”。前者为社会工作实践提供一个处方，直接推动了社会工作实务的发展，但难以合理化的解释社会工作实务的结果、机制。后者有助于解释社会工作实务的结果和机制，但尚未发展出一套社会工作实务模型。在推进社会工作学科建设的背景下，无论是工作型社会工作理论还是社会取向的社会工作理论亟待重构。重构社会工作理论有三条进路：第一，对“工作型社会工作理论”引入机制分析；第二，在“社会取向的社会工作理论”基础上发展出一套社会工作实务模型；第三，整合“工作型社会工作理论”与“社会取向的社会工作理论”。

在当代中国社会工作建构的过程中，法治的维度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不利于中国社会工作的战略发展。社会工作法治化的内源性依据是现代人的法治化生存，是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与本土化的依托与内在构成元素。社会工作需要在职业化上通过法治进行自我赋权与制度构建，开展法治行动进行案主增权和社会变革；在专业化上要建设社会工作法律学科，从基础理论和实践理论上扩展理论的法治元素；在本土化上需要从社会工作立法进入更为宏大的社会立法，明晰政治对于社会工作法治的形塑意义，推进社会工作本土化法治理论的研究。

家庭是个体应对风险的最后一座壁垒，风险社会中的家庭抗逆力研究对于社会稳定发展和个体有效应对具有重要意义。家庭结构决定了家庭内外资源的凝聚与互动方式，是家庭抗逆力的核心要素。采用家谱图分析法对46例长期患病家庭进行深度访谈以考察怎样的家庭构建更有利于抵御和化解外部风险压力，并总结出每类家庭抗逆力的核心结构。研究发现，高抗逆力的家庭结构呈现出核心三角模式、夫妻共同体模式和流动与协作模式；中等抗逆力的家庭结构表现为相对独立的合作模式、冲突与联盟共存的矛盾模式及责任分配的协作模式；而低抗逆力家庭则表现为松散或断裂的代际失能模式及松散或冲突的子代失能模式。高抗逆力家庭的生效机制表现为良好的家庭关系促进了家庭功能的恢复与重整，清晰而明确的家长协商地位保障了有效的家庭互动模式，核心三角与主干家庭的灵活调整为家庭抗逆提供了多种抗逆模式的选择，夫妻主轴能动性则是家庭禀赋发挥作用的关键。

妥善安置精神障碍人群，改善其生活质量，已成为精神障碍人群社区康复服务的重要政策要求和实践目的。选取S工疗站为例，系统阐述S工疗站的多元互助式精神障碍康复模式的运行过程和运作机理，分析其应用过程中的优势与不足，探究其对我国精神障碍康复模式与精神卫生工作的启发意义。研究发现，S工疗站的多元互助式精神障碍康复模式，跳脱了以往康复模式中以谁为康复主体的执拗，重在康复过程中链接多方资源互助合作，提供了多主体联动开展精神障碍康复运作机制的实证模式，取得了良好的康复效果。这区别于我国传统精神障碍康复视角中病态视角下，管控康复安置逻辑所呈现的封闭性和非人性化特点，为新兴的社区精神障碍康复领域提供了一种集康复、保护和社会参与为一体的新视角。

运用积极心理学取向的团体辅导方法，选择40名残障大学生，随机分为两组，对实验组(进行为期2个月的积极团体心理辅导)和对照组(不进行干预)进行对比研究，目的是改善残障大学生的生涯适应力水平。结果表明，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团体辅导后生涯适应力水平呈显著差异，团体心理辅导对改善残障大学生的生涯适应状况是可行和有效的。构建团体动力的核心在于个人与环境互动的能量在团体内外的生长与延续，团体方案的设计应围绕目标的达成实现多元化的统一。

青少年网络文明普遍受到重视，但青少年网络不文明现象还较为普遍，网络文明治理还缺少一线工作者的直接介入。调查发现：青少年工作者们普遍认为青少年网络文明素养受自身因素、家庭和学校的道德氛围、社会环境与社会教育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有必要组织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力量开展社会工作干预，从预防性常规化教育方面增强专业性介入，通过参与决策咨询影响政府的网络文明治理决策、构建社会服务体系促进社会-学校-家庭联动机制、提供个案服务提升青少年网络心理素养等途径介入网络文明治理。

信息技术与社会治理创新相结合已成为重要发展趋势。社会工作服务及组织机构迅猛发展，购买方对服务成效提出更高、更精准的监测与评估要求，建立和使用社会服务项目信息化管理系统将成为必要手段。以珠海为例，综合运用问卷调查、深入访谈、文献研究方法，梳理出建设社会服务项目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关键考虑及可行原则。研究发现，社会服务机构是否使用信息化管理系统，主要考虑其操作的便捷性、额外的服务效益以及信息的安全程度等因素。基于调查结果，建构社会服务项目信息化管理系统应遵循七个原则：需求导向；共同决议；民主参与；能力建设；循环改善；风险防控；殷鉴前人。

政府购买服务在彰显其积极功能的同时，也逐步显示出内含的可能陷阱。中国政府购买服务呈现出公共性流失、专业性失真、社会组织异化、寻租腐败以及服务效能低下等诸多可能陷阱。随着社会治理创新和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深入推进，清醒认识这些可能陷阱，降低和消减政府购买服务风险并探讨规避良策是当务之急，建议选择“加强立法规范、健全购买机制、公共性回归与社会性规制，提升专业自主、加强行业自律、包容性发展与可持续性”等规避路径。

当前中国已经步入快速老龄化时期，社会老年抚养比不断攀升。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医养结合养老发展。目前，广州市在构建医养结合养老体系进程中，存在多头监管、量质缺位与人才匮乏等难题。因此，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突出养老公益性、社会与市场多方联动共建共享以及加强老年医养人才队伍建设，探索构建管理高效、供给有序、服务精确的具有广州特色的“精准化”医养结合养老体系，最大限度满足老年人医养一体化、精准化服务需求。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迫切需求，目前面临观念陈旧、课程建设落后和资源匮乏等问题。广东工业大学以产教融合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树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新理念，构建个性化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广泛挖掘优质的教育资源，与企业联合搭建创新创业教育平台，联合引进与培养高水平人才队伍，坚持走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创新创业教育之路，旨在满足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和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