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宁疗护是维护生命终末期尊严的重要关怀服务，亟须将其纳入普惠性事业的范畴，并加以推广。普惠性安宁疗护体系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医院、社区、家庭及其内部的多方机构和主体，专业医护人员在该体系的实践执行中担任核心角色。但由于其服务供给能力的限制，安宁疗护未能下沉至社区和家庭，无法满足公平、规范和可及的普惠性要求。在全人照护视角下，医务社会工作在制度设置和体系内容两个层面上，具备推进普惠性安宁疗护体系构建的专业优势。具体而言，在制度设置层面，医务社会工作可以推动信息共享与交流、资源整合与协调、政策制定与完善；在体系内容层面，医务社会工作在“生理—心理—社会”三个方面提供整全服务、个性化服务与延续性服务。然而，医务社会工作在介入过程中存在阻碍，只有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方主体协同合作，共同解决问题，才能构建起普惠性安宁疗护体系，实现生命终末期的“生死两相安”。

从2008—2021年，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简称社工师考试)已实施了14年，累计约20万人获得了相关证书。为了评估该权威性考试的内容效度，文章以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体系以及安德森对该体系的修订版本作为框架，采用量化的内容分析方法，对2008—2021年该考试三门科目(《社会工作综合能力(中级)》《社会工作实务(中级)》《社会工作法规与政策》)考题所考察的知识类型和认知过程进行量化研究。结果表明，社工师考试主要考察的是陈述性知识(社会工作理论知识)而非程序性知识(社会工作实务知识)；社工师考试考察最多的是“记忆”这类层次较低的认知过程，而忽视了对更高级认知过程(如分析、评价、应用等)的考察。所以社工师考试实际所考察内容与其所欲考察内容之间的契合度(内容效度)有待提升。

社会工作优势视角通过发掘服务对象的优势资源，以达成生活改善与社会正义的双重目标。主流社会工作实务的服务化趋势，导致优势视角下弱势服务对象的内部分化、资源占有差异、抗争资源优势化等权力议题被忽视。米利亚姆罗的“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为“以抵抗重建优势视角”提供了理论资源，即把服务对象的生存策略甚至抗争本身看成其优势所在，拓展了“何为优势”的资源范畴；关注弱势群体的内部分化与资源占有差异，重构了“谁的优势”的主体归属；以合法化侵蚀达成物质诉求，平衡了“优势何为”的功能指向。“未被识别的文化货币”对优势视角的拓展，为社会工作培育弱势群体“抵抗的优势化”提供了路径，但也需要反思其群体扩散、本土适应和应用扩展等理论与现实局限。

以Robbins压力模型和情绪劳动理论为基础，探讨情绪劳动在社会工作者工作压力和离职意愿之间的中介机制。将情绪劳动分为工作满意度和职业倦怠两个方面，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对中国社会工作者职业现状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工作满意度和职业倦怠在工作压力和离职意愿中发挥中介作用。工作满意度在工作压力和离职意愿中表现为负向作用，即工作满意度越高，职业倦怠感和离职意愿越低。相反，职业倦怠在工作压力和离职意愿中表现为正向作用，即职业倦怠感越高，离职意愿越高。此外，职业资格在其中发挥调节作用。

以霍耐特承认理论为指导，采取典型案例研究方法，对边疆民族地区——保山市的S机构承认历程进行探究。结合多元承认主体、双重承认维度和生命周期历程，将S机构获取承认之路构建为承认过程的生命周期模型。在S机构的初创期、成长期和稳定期，自我承认、政府承认和社会承认显现出不同特征，助推S机构的发展。S机构也遭遇一定程度的蔑视和挑战。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工作机构需认识到承认获取的螺旋过程，在现实境遇中力争突破。

在深化基层社会治理建设阶段，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整合服务愈加注重风险管控与生活康复服务的融合，推动服务社会化，以及加强服务衔接的系统性和连续性，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在整合服务上面临困难，亟须从实践中探寻整合路径。文章针对深圳市南山区社区精神卫生防治项目展开参与式行动研究，发现在将患者从医院向社区转移接续的过程中，面临整合风险管控与生活康复服务的挑战。而精神卫生防治专职社会工作者作为个案管理员开展整合服务，能够通过日常访视提供人文关怀，与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属建立合作关系，提升服务机制的协调性。其在患者病情复发时，可联动“五位一体”机制及时将患者送院治疗，平时则深入社区生活环境，帮助患者重建生活康复所需的社会支持。这种整合服务的模式不同于传统临床导向的生理—心理—社会模式，而是基于临床—制度的整合逻辑，更加强调在“社会”维度开展整合，以此回应基层社会治理对以人为本和公共安全的双重要求。该模式扎根于社区生活场景，有助于推进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整合服务的精细化发展和社区公共安全空间建设。

从国际经验和趋势看，由社区供给养老服务日益成为主流。对于失能失智老人来说，社区托养模式具有家庭抚养和机构养老无法替代的优越性。我国社区照护和托养服务起步较晚，社会政策支持还不到位，整体服务水平仍然不高。不论是制度保障水平、服务标准规范，还是养老资源的配置，都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失能失智老人的庞大需求。因此，可以从提高制度保障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加强服务供给主体的运作协同性、区分服务内容的层次差异性、加强服务资源的高效整合、开拓创新社区托养模式、不断加大科技赋能力度、注重人力资源的可持续性等方面，提升社区托养服务水平。

低收入群体是我国共同富裕进程中的重点帮扶对象，创新低收入群体致贫、返贫治理路径，是新时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举措。文章聚焦低收入群体支出型返贫，反思性借鉴生态系统理论并构建本土化分析框架，从个体、家庭、文化、制度和历史五个维度出发，系统阐释低收入群体支出型返贫的发生机理；引入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构建低收入群体支出型返贫的治理路径。低收入群体支出型返贫是个体、家庭、文化、制度和历史五个维度辩证互构的实践产物，具有嬗变性、复杂性、历史性等特征。从发生机理来看，个体与家庭彼此之间的双向建构导致了返贫恶性循环，文化网络再生产加剧了返贫的内生固化和代际传递，来自制度层面的结构性排斥进一步压缩了低收入群体可持续生计重建的社会空间，个体生命历程中的突发意外增加了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负担；低收入群体支出型返贫也是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的历史产物。因此，创新低收入群体支出型返贫治理路径必须摒弃传统补缺型救助模式，积极引入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从可行能力、文化网络、帮扶制度等不同维度协同推进。

基于目标置换效应，深入分析社会组织的项目运作过程后发现，社会组织疲于完成项目的量化指标，服务对象的需求被考核指标和项目委托方的需求所置换，在项目运作中普遍存在形式置换内容的行为，体现出重形式、轻内容，重文档、轻服务，服务活动化与娱乐化，服务随意化与碎片化，服务对象同质化与重复化等目标置换特征。项目设计欠缺需求调研，目标设置偏重量化指标，在执行中缺乏双向沟通机制，外部监管采用重文档、重财务的评价方式，致使社会组织为迎合评估而弱化服务成效，因缺乏资源与人才而难以进行专业化发展，出现各种目标置换问题。要破解社会组织项目运作中的目标置换问题，就需要在项目发包前进行科学的事前评估，减少合同中严格的量化指标，加强双向沟通机制建设，强化服务成效评估，以及加强社会组织专业化服务建设。

从社会公平的视角研究女性的公共参与。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21)”的数据，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社会公平感对女性公共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我国女性的公共参与程度较低，社会公平感处于中等水平。社会公平感对女性公共参与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控制人口特征变量的影响和作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即女性的社会公平感越高，其公共参与度越高。另外，政治面貌、教育程度等人口特征因素对女性公共参与也有显著影响，中共党员相较于非党员有更高的公共参与度，教育程度高则公共参与度也高。社会工作力量在营造社会公平的氛围上有独特优势，将助力于女性的公共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