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区“志愿失灵”、居民“弱参与”以及志愿服务供给与实际动态需求错配等现实背景下，创新社区志愿服务提供模式成为学术界广泛关注的议题。从共同生产理论出发，在明确社区志愿服务共同生产内涵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服务发起、资源链接、主体交互、价值创造以及评价反馈等阶段揭示其过程机理。社区志愿服务蕴含丰富的共同生产特征，在组织志愿服务过程中，我们应转变观念，意识到开放的合作系统是社区志愿服务共同生产的行动框架；多主体协作生产是社区志愿服务共同生产的发展方向；服务导向是社区志愿服务共同生产的重要理念；志愿服务共同生产过程中的社区居民不仅是志愿服务的接受者和受益者，同时也是服务的参与者和共同生产者。

农村公益创投项目作为助力乡村振兴和激发村民参与社区自治的创新路径，其可持续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以黄龙村公益创投项目为例的扎根理论研究发现，农村公益创投实现可持续发展受到政府支持、团队能力、合作伙伴和项目质量四个因素的影响，其背后映射的是农村基层政府、党群组织、社区自组织、社会工作机构等多主体的多元共治。政府支持因素包含资金支持、配套保障和宣传推广，体现政府对农村公益创投项目的支持和保障力度；农村公益创投团队的人员结构、内部关系和专业能力代表团队能力，是影响农村公益创投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因素；社会工作机构作为公益创投的承办方和项目团队的合作伙伴，主要作用于项目督导、资源链接，帮助创投团队提升能力，为项目可持续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帮助；项目是否匹配社区需求、是否有公益产出、是否多元丰富，反映了公益创投项目的质量，是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因素。农村公益创投项目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从这四个维度进行优化和提升。

家户劳动是工厂使用外包方式给予生产资料，妇女以家庭为单位加工商品的劳动方式。基于对河南省X市Y社区从事家户劳动妇女的半结构式访谈发现，2019年至2022年，“农转居”家庭妇女的家户劳动助推了家庭再生产与家庭关系的转变。在家庭再生产方面，优化了家庭的劳动力配置，缓解了家庭的发展压力，提升了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在家庭关系方面，重构了妇女的家庭地位，减少了亲子冲突，强化了隔代情感。

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已成为一个被广泛认同的社区发展实践模式。通过梳理现有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发现，学界已经形成了理解资产为本社区发展实践模式的四种取向：资产建设取向、权利取向、社区驱动取向和优势取向。不同的理论和实践取向将产生不同的社区发展思路和方向。在后扶贫时代以及乡村振兴背景下，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给予当下的反贫困和乡村振兴工作四点重要启示：看待乡村和贫困农户的视角要实现从问题取向到优势视角的转变；尝试探索金融方法在反贫困中的创新性运用；培育乡村和贫困人群的主体性；积极推动农村、农民的组织化。

伴随《慈善法》的出台，关于慈善与社会工作关系的研究日益成为学界讨论的重点。已有成果研究了慈善事业与社会工作在历史同根、价值共享、实践服务方面融合的可行性；在助人理念、伦理体系、专业性、系统性、资源运作、制度建设方面融合的必要性；在文化基础、理论模式、管理体制、领域方面、目标链接方面的的未来融合路径。既有成果主要存在理论框架缺少、研究议题浅层次、本土化探索不足以及研究视野狭窄问题。因此，文章从拓展学科领域、转变侧重方向、结合本土实践、开拓国际视野四个方面提出该研究领域可能的未来指向。

公众信任是慈善组织运行的重要支撑，慈善组织在公众信任违背下应该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实现公众的信任修复。信任违背下的慈善组织具有多种具体的信任修复策略，也可以建立不同类型的信任修复策略组合。慈善组织信任修复策略对信任修复结果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公众的认知归因、情感反应、心理感知等心理因素影响机制而间接产生作用。同时，因慈善组织状况、中国传统文化与制度环境、公众个体特质等因素不同，信任修复策略对结果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信任违背下的慈善组织应该制定完善的策略来修复公众信任，并注重策略对公众心理的影响和对不同情境的针对性，以此来提高信任修复效果。

学校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的重要实务领域之一，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正积极推动社会工作进入学校场域，如何充分发挥学校社会工作的专业力量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文章通过观察云南省L学校的专业实践，基于社会工作系统视角，分析学校社会工作在开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改变媒介系统、服务对象系统、目标系统以及行动系统的实践困境，进而探讨学校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突破策略。研究发现，受到社会工作人才稀缺、社会工作认知度低、社会工作发展环境条件有限、社会工作与学校内部理念差异大等因素的影响，学校社会工作在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开展面临较大挑战。基于此，可以采取为上述四个基本社会工作系统增能的方式，从重视当地人才队伍的培育、提高社会工作认知度、改善社会工作发展环境、输入社会工作价值理念等方面入手突破困境，推动学校社会工作在西部欠发达地区落地与发展。

社会认知职业理论认为，个人职业选择在环境、个人与行为三者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其中，自我效能、结果期待和职业目标是核心的认知变量，而专业认同和专业能力是影响自我效能的重要因素。专业认同通过自我效能和结果期待影响职业目标，专业能力的提升会对自我效能产生正向作用，从而影响职业选择。因此，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是否选择社会工作作为职业是个人、专业、社会和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专业信念和个人价值观相匹配是职业选择的前提。当专业信念、专业认同和专业能力单因素或多因素与职业目标相匹配时，环境因素对职业选择的影响力微弱，学生倾向于选择从事社会工作相关职业；反之，当专业信念、专业认同和专业能力单因素或多因素与职业目标不匹配时，环境因素对职业选择的影响力增强，学生倾向于放弃从事社会工作相关职业。

打造“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者为支撑、社区志愿者为辅助、社会慈善资源为补充”的基层治理“五社联动”机制，有利于推动实现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目标。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形成了以党建为引领的社区组织框架、社区内生力量的激发动员以及社会慈善资源的外部供给等经验做法，但受全能治理的路径依赖等因素影响，“五社联动”机制的有效性未能充分发挥。为此，亟须从政府层级体制、社会志愿参与、社区协商平台以及居民主体意识等多方面入手，推动完善基层治理“五社联动”机制。

柔性治理日渐成为国际化社区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社会文化空间的分析框架，运用拓展个案研究法分析南京市Q社区案例，探究由公共空间、社会关系、社区制度等核心要件构成的社会文化空间治理驱动国际化社区柔性治理机制，挖掘社区治理转型升级路径。研究发现，在驱动实践中，公共空间居于内核性地位，在居民自治理念导引下，通过中外居民主导公共生活与文化规训的方式，驱动“以人为本”治理理念的落地。社会关系居于基础性地位，受多元参与理念指导，经多主体的多元协同、优势互补过程，驱动多元协同治理主体的形成。社区制度居于保障性地位，受政府主导理念指导，经政府部门主导的柔性治理与多元考量，推动柔性治理策略的实施。

社会政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提升民生福祉具有重要作用。中国社会政策依据重要历史节点划分为渐进发展、渐进转型和渐进融合三个阶段，每一阶段分别呈现出单一性、交替性和融合性特点。文章基于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分析中国社会政策演进产生以上特点的原因。研究发现，福利供给制度中的自我锁定效应、外部效应、协调效应推动了中国社会政策变迁。而以上变迁是利益选择、效率公平转化以及社会政策系统内部制度体系和外部制度环境共同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