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价值一直被视为社会工作这门学科的核心，尤其是在场景化的专业化发展道路和全球化背景的影响下，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急需发展扎根在地的伦理价值知识。为此，有必要从专业服务角度出发，考察社会工作伦理与专业服务的内在关系。通过回顾西方社会工作伦理的发展历史发现，西方社会工作伦理在经历了普世化的精英主义伦理和英雄主义伦理之后，受后现代建构主义逻辑的启发，开始关注场景化的专业实践，出现注重日常生活安排的生活关怀以及差异化和多元化生活的平民关怀。然而，这样的西方伦理却难以协调无限理性要求下的无条件关怀与人们有限耐心和智慧的矛盾，需要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汲取中国文化的有限理性假设，促使平民关怀与场景化专业实践的深度结合，让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不仅拥有现实生活基础，而且拥有文化伦理价值的反思能力。

近年来，伦理教育对社会工作学科的重要性在学界已经达成共识。但是，对如何进行教学还没有取得一致的认可，特别是针对反思能力的培养。采用解释性质性整合分析法对33篇中英文有关社会工作伦理教学的文献进行整合分析，归纳出11种突出的具体教学方法，并对教学方法背后的教学策略或理念进行分析和讨论。现有的策略或教学理念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先知后行、知行合一和反思内化（兼具理性与直觉的反思内化、技能式的反思内化、品格式的反思内化和异质性的反思内化）。在未来的研究和实践中，我国社会工作应就如何融合几种教学策略的优势于教学设计中进行更多的研究和实践，以期早日构建出符合中国本土的、成熟的社会工作伦理教学和培养体系。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流失问题已成为社会工作界关注的热点话题，较低的薪资待遇水平被普遍认为是影响社会工作者离职的首要因素。使用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SWLS)2019年截面数据，以互惠理论下的社会交换关系为理论基础，从社会工作者的薪资待遇水平和工作自主权出发探究影响社会工作者离职倾向的关键因素。结果显示，中国社会工作者总体离职倾向水平较高；薪资待遇和工作自主权均与离职倾向呈现显著负相关，工作自主权对离职倾向的抑制效应大于薪资待遇，且工作自主权能够缓解薪资待遇对离职倾向的负面效应。薪资待遇水平仍是影响社会工作者离开社会服务领域的重要因素，而工作自主权则是社会工作者在机构间流动的关键原因。因此，为降低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流失率，工作过程中重视对社会工作者的授权是必要之策。

近年来，社区韧性成为乡村振兴过程中的重要议题。社会工作站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载体，成为串联政府、居民及社会组织等主体并激发其互动和价值共创行为的枢纽，既是合作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也有效促建了社区韧性。本研究以长沙市望城区的“禾计划”项目为例，从合作生产视角出发，研究社会工作站促建社区韧性的机制。研究发现，在乡镇社会工作站合作生产实践中，合作生产的制度框架保障了社区韧性的合法性前提；合作生产主体间能力的互补可以保障组织韧性；合作生产中的持续性激励因素可以激发社区韧性延续的内生性动力。而合作生产主体能力的培育和环境营造、专业合法性及公共价值的创造构成了社会工作站引领合作生产实践的社区韧性促建机制。

社会工作伦理是一种基于关系的伦理，来自社会工作对人的自主性、人际关系的互为主体性以及社会关系脆弱性的价值判断，强调自我的自利性和利他性、人与人之间彼此的责任和关怀以及社会制度的道德意涵。价值观引导下的社会工作伦理实践是美德伦理、关怀伦理、正义伦理的整合性实践，是基于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专业关系的伦理实践。关系的改变带来了伦理的变迁，在新关系时期社会工作发展背景下，基于关系的社会工作伦理实践有着独特的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化的迅猛发展，民政部于2020年在全国推进乡镇 (街道)社会工作站建设。通过对湖南省“禾计划”A市社会工作站项目进行个案研究可知，依托政府购买服务的社会工作站建设体系呈现出以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为定位、顶层设计优先、聚焦民政主责主业、推动社会工作者专业化等特征。同时，该模式可用“行政化导向的新管理主义”来进行理论概括：一方面，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能够协助国家积极履行福利责任；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行政化目的与市场化手段之间可能会出现张力，在经济、效率、效果等方面产生预期外的后果。

如何降低中国高中生学业压力而导致的内化问题？现有研究在识别其学业压力与内化问题之间的潜在调节变量方面综合性不足，难以在研究上为社会工作服务提供精准的干预靶向。对此，可以采用“系统评价”方法来对既有研究展开全面的科学化评估，并通过位序排列系统的建立来对学业压力与内化问题之间的调节变量进行综合识别和重要性排序。现有研究中共有19个潜在的调节变量被研究者所识别，其位序排列结果显示人际关系、性别、年级、家庭关系、学校环境以及心理韧性等成为影响显著的调节变量，以上6个调节变量发挥的作用效应依次降低。从“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理论视角出发能够进一步阐释调节效应的作用机理，并对后续的社会工作介入带来诸多启示。

社区不文明行为是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既有研究表明，社区不文明行为对于居民的社区安全感有负面影响。基于对深圳市城中村12位流动母亲的深度访谈，分析社区不文明行为对其社区安全感的影响机制。一方面，社区乱丢垃圾等不文明行为强化了她们对于社区居民“缺乏素质”的观念，降低了社区集体效能感，引发了她们的不安全感；另一方面，流动母亲认为社区中的违章建筑等显示了她们边缘化的社会地位，继而强化了她们的不安全感。研究认为，在城中村等外来人口聚居的社区，社会工作的空间介入对于提高社区集体效能感、实现社区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党建引领是社会工作机构发展的重要“法宝”，这一过程表现出政治与专业的高度互嵌性。基于广东省D地27家社会工作机构的实地调研与个案访谈，考察社会工作机构党建发展与专业服务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工作机构成立党支部极大地拓展了其政治发展空间，社会工作机构党支部覆盖率的不断提高，使其得以吸纳一支年轻化、专业化与本土化的党员社会工作者队伍。一方面，社会工作机构以空间、身份与服务为载体，分别通过党建场景沉浸、党建角色连接、党建专业认同实现政治与专业的互嵌；另一方面，社会工作机构存在党建场景沉浸碎片化、党员社会工作者角色失调、党建项目专业认同低等问题，据此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建议。

环境治理是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重要方式，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受到了社会科学等领域的关注。环境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工作的学科分支，以差别化关怀为出发点，进行社区治理的实务探索：在价值观层面，社会工作可以尝试在浅层生态学和深层生态学的理论基础上重构一种“环境—社会”复合正义观；在场景论层面，社会工作应审视以环境教育为主到与公众等多元主体合作解决当下环境问题的转变，试图塑造以社区归属感为本的环境治理共同体；在权力关系层面，营造一种具有主体间性的行动赋权方式，为社会工作参与社区环境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实践基础。

通过对历次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梳理发现，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总和生育率下降和人口外流，东北地区乡村人口快速下降。而现行生育政策在顶层设计、政策设计的针对性、政策执行等方面存在不足，难以改变东北地区乡村人口生育困境。因此，在宏观层面要完善东北地区乡村生育政策顶层设计，健全和改善生育政策的执行，在具体生育政策领域中要继续放开生育限制；要构建以家庭为基础的生育支持政策，减轻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而扩大社会保障制度等，是对现行生育政策的完善与创新的必然选择。

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包括服务困难群体和推动社区发展两方面，但在实践过程中两者总是存在冲突和张力。以广州市B街社会工作站的6年服务历程为研究对象，采用行动研究范式呈现专业社会工作在社区服务实践中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采用能力建设理论指导专业实践，实现服务群体和社区发展的整合，最后提炼出社区能力建设的阶段进程及不同阶段对应的服务治理问题、能力建设维度和社会工作行动策略。结果表明，以社区能力建设理论为框架实现社区群体服务和推进社区发展的有机整合有助于消解整合目标之间的张力、不同领域之间的张力、理论和实务的张力、不同主体之间的张力、行动和结构的张力。而社会工作社区实践具备群体服务和社区发展的双重性，其实践本质是社区发展和服务群体的动态平衡和有机整合。

中国环境社会工作发展迅速，但整体上还处于国外理论介绍和实践自发阶段，推进中观层次的方法构建研究具有重要的学科发展和实务指导价值。在总结前人有关实务模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团队实务经验，尝试构建环境社会工作倡导方法的一般框架：对象—目标—战略—策略—角色。运用方法框架分析实务案例，认为社会工作倡导法干预环境生态保护有三个目标类型：以政府为对象的政策倡导、以企业为对象的行动倡导和以民众为对象的观念倡导。在不同倡导类型中，社会工作者运用不同的战略和具体策略、承担不同的角色，对服务对象进行干预，以促进政策改变、行动实施和观念转变，最终促进环境友好行为，推进生态文明实践。

应对全球生态危机需要更多跨学科的合作。社会工作研究与实践正经历着从追求社会正义转向推动更广阔的生态正义的转型；自然保护领域的探索也不再局限于保护动植物与生态环境，更加重视开展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的工作，以重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文章以四川省B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实践为例，对社会工作参与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工作的可行性及效果进行分析。研究表明，社会工作在参与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工作上具备专业优势，社会工作所秉持的尊重、平等及赋权的理念及优势视角能够有效改善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关系，并促成当地社区居民从自然环境的“威胁者”到“保护者”的转变；社会工作的参与可以更好地协调社区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结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绿色社会工作在教育及实务领域将大有可为。

我国学者逐渐重视绿色社会工作的规范研究，但缺乏社会工作者的环境意识实证研究。采取目的性抽样方法，选取A市核心区和郊区社会工作站的不同层级不同岗位12名工作人员进行半结构访谈。建构绿色社会工作视角环境意识研究框架，对访谈文本进行主题分析后发现，社会工作者聚焦于政府导向的社区层次环境工作主线，平衡协助政府与协助居民两方面的环境工作角色定位，模糊化处理自身在环境工作中的职责，经验性看待社会环境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去结构化看待环境权。绿色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面临的挑战包括购买方主导工作重点，社会工作者缺乏自我反思性，教育界和行业协会缺乏相应教育内容。

河南省新乡市的特大洪涝灾害给当地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此背景下，以“脆弱性—韧性”为分析框架，运用Atlas.ti质性研究软件对一项灾后过渡安置区的社会工作实践及社会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收集到的资料进行编码与分析，发现社会工作者在过渡安置区内同安置区行政管理层、受灾群众和其他专业人士等主体互动的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脆弱性，而社会工作者也积极利用其抗灾韧性来进行回应。据此，可以从服务主体、服务理念、服务内容和服务策略层面不断探索，从而建构“关系为本”的灾后过渡安置阶段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以进一步丰富灾害社会工作领域的实践。

在智能时代，智慧养老将互联网融入传统养老，带来了很多机遇和挑战。在“积极老龄化”视角下，金融社会工作可以从多方面助力智慧养老。微观层面：满足老年人多样化需求；发掘老年人潜能，缩小数字鸿沟；金融赋能，增加老年人福祉；在家庭中，加强老年人健康管理与生活照料；提供人文关怀，弥补精神缺位；智能反哺，抵御金融风险。中观层面：立足社区，开展社区活动，打造智慧社区；构建社区交流平台，提供针对性服务；开展金融教育，增加金融知识；协助金融机构强化金融创新，开发老年人金融服务产品；引领金融机构适老化改造。宏观层面：在社会中加强舆论引导，倡导积极老龄化，构建年龄友好社会；倡导政府扶持养老金融行业发展，智慧养老政策支持等。最终帮助老年人增加金融福祉，保障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从而实现积极老龄化。

随着社会金融化进程的加快，金融社会逐渐形成。在金融社会中，个体和家庭的金融脆弱性问题更加凸显。同时，长寿化也是一个不断加剧的趋势，打破了原有的读书、工作、退休三阶段模式，百岁人生模式下金融可持续安排尤其值得关注。基于金融化、长寿化和本土化的金融能力理论需要整合成为一个机会—效能—同一性的分析框架。提升金融能力应该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开展金融社会工作是提升社会金融能力和建设金融社会的主要途径和方式。

老年社会工作政策是规范和支撑老龄事业和社会工作融合发展的制度依据。通过内容分析的方法，以58份中央层级老年社会工作政策为样本，探讨老年社会工作政策的起源与发展、政策目标的分布、政策工具的组合配置，以及工具模糊性的问题。研究发现，老年社会工作的政策目标重心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上，政策工具形成了以供给和环境型为主的工具结构，我国建立起涵盖目标对象、服务内容、参与老龄事业方式、监督管理、激励措施的老年社会工作政策框架。但老年社会工作政策存在政策工具结构失衡、政策模糊程度高的问题。因此，建议优化工具配置，提升政策清晰度，推进老年社会工作政策的法制化进程。

基于“中国老年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18年数据，建立Logistic模型，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双重视角，实证分析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与和保障水平对老年贫困的影响。第一，参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具有减缓老年贫困效应。总体样本中，参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显著降低老年绝对贫困率。在城乡分样本中，参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城镇与农村老年居民的相对贫困发生率影响作用不一致。第二，总体样本与城乡分样本均表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保障水平提升，老年贫困率降低。基于此提出了建立健全老年相对贫困的精准识别机制，合理提高保障水平，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创新梯度帮扶机制，实行差异化待遇、强化医疗保障与社会救助的协同作用等建议。

民政部提出“通过建立乡镇（街道）社工站，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探索解决基层民政服务能力不足的可行路径”，这是我国促进基层治理创新的一项重要举措。各地积极响应民政部的号召，根据各地现实情况制定社工站建设标准。根据《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快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的通知》文件文本内容进行编码，借助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视角和政策创新—扩散分析框架，采用ATLAS.ti 9软件对各地已正式出台的最新社工站政策创新与扩散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社工站建设的内在动力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在驱动，体现在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提升下的倒逼机制、社会主要矛盾变迁下民众需求升级的引导机制，以及条块政府下“结对竞赛”的驱动机制；同时，社工站政策在扩散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自我适应和调整，地方政府通过强制机制、学习机制、竞争机制、社会化机制及托底机制予以扩散。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下，乡镇（街道）社工站既是国家强制制度变迁推动下的结果，也是地方政府在应对基层社会治理议题时的重要创新机制。

随着老龄化速度加快，社区养老作为重要的养老举措受到政府的关注。以整合社区工作为导向，对H市X街社区养老服务项目进行个案研究。社会工作者在实践整合社区养老服务过程中，宏观整合政策实践面临养老服务政策与老年人支付能力不足的矛盾，中观整合取向的社区养老服务项目面对目标替代和机构过度竞争的矛盾，微观养老服务遇到机构急速扩张带来的人员和资源短缺的矛盾。通过案例分析，建议应从社会工作者充分发挥专业能力，运用“向上管理”的技巧，充分整合社区内外资源，加强政府部门之间的整合管理四个方面推动整合社区养老服务发展。

由于数字化转型，算法开始对社会进行规管，人和社会的新联系在社会数字化后出现了革命性的改变。在宏大的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社会工作者面临全新的发展空间。一是社会工作资料的数字化；二是基于社会工作案主数据库，开展各类社会工作干预的科学研究；三是走向社会工作过程的整体数字化；四是第社会工作内容的智能化，五是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数字化筛选。

从基层治理专业化的视野下考察社会工作站(简称：社工站)建设，社工站并非一个孤立的政策设置，而是从单位制到社区制以来，基层社会服务专业化和基层治理专业化的必然要求，但这一进程出现过多次被打断的状况。为了确保在基层治理专业化进程中稳步推动社工站建设，就需要明确其定位和现有模式，直面目前面临的多重现实困境。社会工作专业从业者需要坚持必要的专业恪守，确保在现实博弈中促进和稳固基层治理专业化的进程，以保证社工站建设朝向正确的发展方向前进。

社会工作中有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已经越来越趋向于“心理治疗”，再加上大家惯常采用“笛卡儿”式知识观，总是倾向于相信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由个人的理性思维所决定，因此，社会工作教育者的思维集中于个人层面上的理性思考。这种思考框架将知识视为一种可以系统地处理及建构的文本和命题，只要有条不紊地整理好命题，就可以满足实践及教学上的需要；特别在实践上而言，实践者可以根据完整的理论和充满指引性的“介入流程”指导实践工作。这一点也正是“理论指导实践”的思维基础。由此可知，这种思维太过集中于发展“理论论理”而忽略“实践论理”，单单相信前者可以带来实践的有效性，而不认识其局限性，必会对其缺乏批判。因此，要强调“实践论理”在实践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实践论理”要求实践者对“第一人视角”的重视，对“目的论”因果关系的认识，以及发现“实践论理”与价值实践的重要关联。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经济风险。以学校为基础的金融教育可以传授基础的金融知识，指导学生正确的金融行为，培养良好的金融态度，进而提高个人在未来作出最佳金融决策的能力，被视为提高公民金融素养的有效途径。文章基于5个国家15个儿童和青少年金融教育干预项目的系统评价，探究金融教育在充实金融知识及改善金融行为方面的应用效果，分析有效金融教育课程设计的关键特征，并探讨金融社会工作者未来如何将循证研究应用于金融教育干预项目。研究发现：首先，以学校为基础的金融教育项目能够有效提升青少年的金融知识及改善其金融行为；其次，金融教育项目对儿童和青少年实际金融行为的影响较小；最后，“体验式学习”、项目课程标准化、教师培训规范化以及家校融合项目更能有效提升中小学儿童和青少年的金融素养。

我国成年心智障碍者数量众多，其主要照顾者面临的压力和需求问题日益凸显。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7名成年心智障碍者主要照顾者的半结构式访谈了解其照顾经验。研究发现，成年心智障碍者主要照顾者在照顾过程中面临生理性、情感性、社交性、时间依赖性、发展受限性等照顾负担。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有照顾者存在高期待与心理调节差、被照顾者早期康复水平较低、家庭经济水平差、服务可及性低。此外，受访者也体验到照顾的成就感、增强情感联结、获得人生意义启发三类积极体验。这些积极体验对于缓解照顾带来的负担问题发挥了较为积极的作用。照顾负担与积极体验的交织和共同作用构成了心智障碍照顾者的照顾经验，并随着个体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呈现出动态变化的特征。未来应构建以政府、市场、社会为主体的社会支持体系以增强照顾者的积极体验，完善面向心智障碍者及其照顾者的相关政策和服务。

乡镇社会工作站(简称“社工站”)的建设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平台和机遇，如何保障社工站高质量、专业化发展成为站点建设的核心议题。因此，建设一个良性的社工站督导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立足乡镇社工站状况，探索服务与治理并重的督导研究框架，从站点现实运作出发，围绕督导推进逻辑和督导流程来构建符合社工站发展现状的督导机制。这样的督导逻辑与框架设计深切关注服务场景中的人，从服务场景出发，围绕基础知识、服务关系、需要评估、专业支持、治理机制等逐步引导社会工作者成长，提升乡镇社工站督导效能。

从组织化发展程度、组织培育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缘起、社区居民动员程度、参与成效等多维度，对广州市和佛山市3个商品房住宅小区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居民、社区工作者及社区社会组织的政治资本能够与社会资本相互转化、相互合作。因此，社区社会组织具有政治社会化和培养公民责任感的双重任务。有引导的社区社会组织是联结居民的一种方式，基于共同契约建立起来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则提供了培养居民平等参与社区协商治理的可能性。这种积极的参与实践有助于塑造和发展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公民责任感。

工作满意度是影响员工稳定性的重要因素，因而分析民政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有助于构建一支高质量、低流失率的民政社会工作队伍。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SWLS)”数据，在“工作要求—资源模型”的理论框架下，通过调查华东、华中、华北、东北、西南5个区域572名民政社会工作者的情况，探讨该群体的工作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职业认同、社会支持、角色清晰对其工作满意度起到正向预测作用，其中角色清晰在职业认同、社会支持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中还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建议通过明晰工作角色定位、增强社会工作职业认同、增强对民政社会工作者的社会支持来增强民政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满意度，进一步提升民政社会工作队伍的稳定性与服务供给质量。

在社会日益金融化的当下，金融素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弱势群体在金融社会中受信息不对称和能力欠缺等因素的影响，更易受到金融风险的冲击，且恢复力较弱。我国虽重视消费者的金融素养教育，但对青少年却较少给予关注，青少年的金融素养教育更多由家庭完成，引致了青少年金融素养总体水平较低的现状。文章以金融韧性为设计理念，选择金融风险感知、学习参与度、自我效能感等为中介变量，服务内容涉及青少年经济资源、金融资源、财务知识及行为、社会资本四个主题，设计青少年金融素养培育干预项目。同时通过对干预手册的制定、修订以及干预研究过程设计的介绍，更清晰地展现社会工作干预研究项目的实施过程。当然，以上设计是否能有效提升青少年金融素养，需要进一步对干预所获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验证和不断改善方案。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呈现后生快发、拿来即用的特点，因此，存在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水平有待提高、教学与实践结合不紧密的局限性。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和研究必须回归社区民众的生活世界，理论联系实际，教学相长，处理好先验理论与本土实践之间的有机联系。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社会工作教育可行的路径包括引导学生建立本土的社会问题意识，聚焦社区公共议题，关注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的第三次分配议题，关注民生及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继承社会工作专业属性，回归社区民众日常生活、解决生活问题；立足实践，生产实践性知识。

为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和实现共同富裕，社会工作者和基层社会组织成为开展居民金融教育的有生力量。性别与发展视角下的金融教育遵循赋权原则，注重情境性和服务对象的主体性，并将微观与宏观、显性因素与隐性因素、个体与结构联系起来，为把握不同群体消费者金融素养水平的短板和需求，开展分类教育和精准对接的金融教育服务提供新思路。赋权式金融教育通过走进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挖掘真实的金融需求；金融知识教育与经济心理行为干预相融合；培育社区的信用和文化软资产；强化金融教育赋能的综合效应等策略，将关怀、相互合作与支持的再生产逻辑融入金融教育实践中，以期为金融社会工作实务提供参考。

社会工作助推了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变，促进了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转变和传统民政工作的服务升级，已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一支重要的力量。但是，社会工作存在基础理论研究比较薄弱、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研究资助数量较少和职业门槛较低等问题。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讲话精神，中国社会工作学科建设的方向要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一是要提升原创能力，构筑自主知识体系；二是要建立适应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工作教育模式和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模式。通过深入挖掘中国历史文化中蕴藏的中国智慧、中国理念、中国理论和中国方法，在研究和回应社会需要中去建构、回应新的问题，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新文科建设的本质是要使哲学社会科学与新一轮产业革命结合，与实践结合，与最新变动结合，在此过程中还要培养出人才。关于社会工作，中国已经有专业属性的框架，但是有些属性还不完善，需要实现纵向超越和横向融通。中国社会工作实现纵向超越必须坚持专业化，提升自身能级；实现横向融通则需要在社会领域内走向协同、社会领域与其他领域加强互动、人和场境实现融通，同时还要回归本真即激发民众自助潜能和推动社会政策完善，以及依托科技发展优化服务。中国社会工作要实现多重超越，必须要培养社会工作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实战高手等人才。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嵌入社区开展服务已经成为专业社会工作嵌入城乡社区的主要途径。值得关注的是，即使是精心设计的社会政策，在现实场域内落地执行的过程中，也有可能由于相关主体各自能力和相互之间关系的多样性而呈现出复杂的多维图景，最终导致无法实现(或无法在短期内实现)理想的结果。以J省S市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的具体实践为例，详述村(居)委会和社会工作机构之间不同“关系”和“能力”在现实中可能产生的不同行动结果，揭示村(居)委会和社会工作机构双方的“关系”和“能力”是影响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效果的重要因素，并指出应着重通过重塑社区村(居)委会定位，且为其赋权增能，以及为社会工作机构赋权增能并促进其健康发展等来深入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进程。

推进新文科建设，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一个新契机，需要重新定位、重新定义、重新定价社会工作，以此确定社会工作多元化发展的新路径。在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建设快速推进的背景下，提高数字能力，建设社会工作的数据科学，实现社会工作的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因此，社会工作新文科建设的发展方向之一，就是将社会工作建设成为数据科学。而当务之急是通过教材建设和教学改革，将数据能力纳入社会工作的核心能力框架。

随着我国进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如何认识和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的贫困问题成为政策研究的核心议题。基于多维贫困理论视角，以南京市J区低收入家庭为例，分析了低收入家庭的贫困维度和服务需求。研究发现，低收入家庭面临较为严重的多维贫困，不同群体类型的低收入家庭服务需求存在较大差异；有儿童、有老年人、有残疾人、有重大疾病患者和有劳动能力但失业等五类低收入家庭的救助服务需求各不相同。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多维需求为导向，建立分群分级服务体系；以能力发展为目标，健全分群分级救助服务项目；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为依托，构建分群分级的救助服务共同体。

高度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凸显的风险时代给社区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社区的韧性建设成为回应风险治理的可行路径，但社区组织作为其中重要的能动因素，理论探讨中对其重视程度不足，实践运作中堵点痛点难以疏解，局限了其在社区治理过程中能动效用的发挥。借鉴并引入企业管理中组织韧性的概念，以丰富社区组织韧性内涵，分析社区组织在风险治理中韧性发挥的现实局限，在党建引领下还权赋能、增强社区自组织能力、营造社区文化以及发展反思学习力等四个方面提出优化社区组织韧性的策略建议，以期强化社区和社会的风险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