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友好社区营造既是社区社会工作实践的重要举措，又是社区社会工作理论模式的实践性映射。儿童友好社区营造既不同于基于理性的社会策划模式所倡导的空间—规划取向，又不同于强调居民参与的地区发展模式所倡导的空间—权力取向，还不同于强调服务供给的社区照顾模式所倡导的空间—服务取向。在实践中，儿童友好社区营造遵循的是以社区场域为本的整合实践逻辑。这种整合实践逻辑以社区场域中的问题为导向，秉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性合作，注重儿童活动空间的理性设计、儿童权益的制度保障以及儿童服务的专业供给。这种整合模式既需要树立以儿童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又需要落实以社区为本的方法论原则，更需要综合运用多元主义的实践策略。

从多维角度衡量儿童基本生活需要和缺失问题，对探索我国脱贫后儿童相对贫困治理及提升儿童福祉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个基于儿童中心视角识别儿童的基本需要的探索性研究，在剥夺和社会排斥框架下，运用Alkire-Foster（AF）方法测度并比较东西部地区儿童群体所感知的多维缺失的状况。结果表明：以儿童为中心构建的指标体系与成人预设的框架不同，成人设计的指标体系多关注儿童基本生存需要而忽视儿童的社会性需要；经济发展地域性失衡影响儿童对于基本生活需要的感知，经济欠发达地区儿童更容易陷入深度长期的剥夺，经济发达地区儿童所感知到的社会排斥更加多元、普遍；区分让儿童感知到剥夺和社会排斥的因素能够作为未来缓解儿童多维贫困、提升儿童福祉的重点。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政策需要继续扩大对当地儿童及其家庭的支持，改善儿童在医疗、能源和学习资源需求方面的匮乏。对于经济发达地区而言，儿童政策需要转向公共服务和社区支持，以减少儿童的多元排斥感。

社区工作者的能力建设关系到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在城市基层社会的探索。目前能力研究采用了心理学的测量方法来建设能力量表，忽略了我国社会治理的背景和个人能力的发展过程。基于我国社区治理研究中“问题—对策”和“结构—行动”的视角，本研究以上海市的社区工作者为对象，采用访谈法进行数据收集，对案例和能力进行交叉分析。发现多数社区工作者进入社区工作前的职业经历奠定了其能力的基础；在应对各类社区事务的过程中有侧重地、逐步地实现了自身能力的发展；个人与结构性因素的互动设定了能力应用的原则。“问题—对策”和“结构—行动”视角分别解释了社区工作者的能力内容和能力应用原则。基础转换—实务发展—应用原则的路径可以作为具有操作性的社区工作者能力建设方案。

社工站参与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价值主要表现为基层服务理念的转型、服务方式的变革以及服务成效的达成。整合并借鉴“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的核心观点，促进社工站和基层治理现代化双向融合发展，既要遵循政策性、专业性、整体性和有效性的基本原则做好社工站平台和组织建设，也要按照“绘制社区资产地图—明确基层治理愿景—动员社区内外资产—实施系列专业活动—督导评估站点建设”的具体程序和策略进行专业实践，以社工站为支点撬动基层服务型治理新杠杆，助力实现基层治理的粘性衔接。

历经十年探索，儿童主任政策从试点逐步推广到全国，儿童主任成为促进国家儿童福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本研究依据米特−霍恩公共政策执行系统模型，以C市为样本开展实证调研，发现儿童主任政策的执行其影响因素之间耦合形成了目标模糊型、资源约束型和组织缺陷型三种作用路径；儿童主任政策执行的效果是政策、环境和组织要素之间的耦合结果，并最终在微观层面上通过儿童主任对政策的理解与处置影响执行效果。改善儿童主任政策执行效果，需要进一步明确政策目标，加大外部资源的支持，同时要促进儿童主任的组织治理和加强对儿童主任的培训与支持。

基于国内235名一线社会工作者的样本数据，探讨其自我同情对共情疲劳的影响，以及职业自我效能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年龄、学历、从业年限、职业资格、月薪和督导沟通频率后，一线社会工作者的自我同情显著负向预测共情疲劳，职业自我效能显著负向影响共情疲劳，且职业自我效能在自我同情和共情疲劳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建议在一线社会工作者个人层面通过学习运用自我同情、设定专业界限和提升专业素养；在管理层面完善专业督导制度和优化绩效考核制度，以帮助一线社会工作者有效应对共情疲劳及相关职业心理健康问题。

以国内12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样本，基于“政府—媒体—公众”三维联动的分析框架，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实证分析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的影响因素及其因果逻辑关系。研究表明，技术水平、官员认知、传播渠道、媒体责任、公众情绪、公众需求等六个单一条件变量并不足以构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的必要条件，其是多重条件组合作用的结果。进一步的组态分析发现，高效透明的政府信息公开包括技术赋能型、媒体驱动型和多效合力型三种关键条件组态路径。据此，从转变治理理念、激活科技引擎及提升民意认同等方面为优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提出建议。

在社会工作职业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之下，社会工作督导成效已成为影响社会工作服务质量的核心因素之一。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分析Z市社会工作督导模式，并以“结构—关系—权力”分析框架探讨社会工作督导成效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社会工作督导成效不够显著的原因不仅源于外在结构制度的制约、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纠葛，还源于授权机制的缺乏。为此，需要通过完善督导模式运作的保障措施、协调各利益者关系、构建多元中心权力结构等措施，提升社会工作督导成效，推进社会工作发展。

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和组态视角，以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中300个深圳市社会工作者样本为研究对象，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对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两个层面的要素进行组态分析，探究高离职倾向背后复杂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社会工作者的高离职倾向具有典型的“多重并发”“等价性”“因果非对称性”的特点；任何单一前因条件均不是高离职倾向的必要条件，高离职倾向是多个工作条件组合影响的结果；在负性偏向心理机制的影响下，高工作要求所带来的“损耗”效应要强于同等工作资源的“缓冲”，产生高离职倾向要比不产生高离职倾向容易得多，而工作要求过高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不被任何工作资源所缓冲。面对社会工作人才的高流失率，相应的机构应结合实际情况改善工作条件，避免一刀切；社会工作者应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采取合适的方式释放工作压力和不良情绪，降低或避免在负性偏向心理的影响下对身心造成过高的损耗。

乡镇(街道)社工站是国家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打通服务民生“最后一米”的重要举措。目前，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和运作因角色模糊、定位不清等问题，导致社工站运作效率低下、运作效果不显著。因此，亟待对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进行阶段性研究，厘清社工站角色和定位，提炼有效运作模式。以N市4个乡镇(街道)社工站作为典型案例展开研究，通过深度访谈收集资料，采用案例比较法进行资料分析。以社工站在实务运作中的角色作为核心，提炼出基于“行政—督导—服务”的“三维角色”模式，分别是面向基层政府的行政角色、面向社会组织的督导角色、面向服务对象的服务角色。期望通过厘清社工站的角色定位，探索社工站的服务模式，为全国社工站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可借鉴的地方性经验。

我国医务社会工作起步较晚，还未形成系统的专业教育模式和培养大纲，对于医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模式和培养大纲的核心内容缺乏比较深入和具体的探索。文章采用范围综述的研究方法，2022年7—11月检索中英文数据库和索引平台收录的关于医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培训和培养方案的既有文献，对纳入文献进行分析，整合出我国医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整体特征、国内外高校场域内的基础课程教育和医疗场域中的跨学科实习教育的核心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兼具实践性和跨学科属性的本土培养大纲，为我国医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发展提供综合性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价值视角，探索化解乡村治理困境的社会工作干预路径。“失声”与乡村价值“流失”的乡村治理困境具体表现为村庄治理中多元主体自我定位的角力、全局观念的匮乏和内生力量的桎梏。而引入社会工作实务的通用过程模式为优化乡村治理提供了操作方案，从“价值建构、价值激活、价值发挥、价值增值”的角度出发,构建“理念嵌入、资源整合、系统治理、成效维护”的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治理的实践路径，目标是在重视原有社会结构潜能基础上，发挥乡村资源要素的整合优势和本土化优势，激发内生组织的活力和凝聚力，引导村民寻求共同体意识和群体目标。社会工作力量的有效介入及其对乡村治理过程的整体性把握和系统性参与，引导乡村价值回归“乡村本位”，进而有助于化解乡村邻里矛盾纠纷。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冲突显现出多发性、琐碎性与日常性等特征，冲突防控难度加大。以往通过纵向制约进行冲突硬性管控的主流模式遭遇高成本与低成效的悖反困境，冲突治理方式亟待创新。打破传统的路径依赖，引入专业社会力量介入社会冲突治理，有助于增加冲突治理韧性。在考察社会工作与冲突治理耦合性的基础上，以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等为理论依据，以冲突四象限为问题视角，以冲突转化为实践指向，在理论样态和行为样态两个维度构建冲突社会工作的基本范式。

我国流动女性就业面临家庭照顾压力、社会支持薄弱以及就业不稳定等现实困境，而社会企业具备就业形式灵活、资源多元以及商业与公益兼具等特征，能够为流动女性就业提供可行性支持。D社会企业向流动女性提供就业岗位、资源链接、生活服务等多元帮扶，回应了该群体就业需求以及职业技能、生活品质提升等多元需求。与此同时，社会企业也面临市场运作机制不成熟、内部管理和外部支持有待强化、服务评估不足等实践难题，可从人才储备、需求调研、多方协作以及多元评估等层面入手优化流动女性就业服务路径。

在高度数字化的社会场域内，出现与数字生活脱节的数字弱势群体，这揭示了数字科技成就美好生活背后的数字不平等问题。为跨越数字鸿沟，从权利视角证成数字化参与权尤为必要。数字化参与权是具有相对性的数字弱势群体的专属权利，其以数据与信息为权利载体，兼具物理、技能和权利救济三重维度的内涵，满足公民融入数字社会的基本需要。数字化参与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主要反映了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这既表现为一项基于机会均等的参与权，也体现为蕴含实质公平的发展权。从法治逻辑来看，基本权利的保护模式更有利于保护公民的数字化参与权，数字化参与权的国家义务可从尊重、保护和给付三个维度予以展开。

科学评估中国家庭政策的实施特征与作用效果对提高政策适用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采用内容分析法，通过构建“政策工具—政策目标—治理主体”三维框架，分析中国政府1987—2021年颁布的中央层面的家庭政策文本，探讨中国家庭政策工具的类型特征、演进轨迹、价值倾向和内在不足。研究发现：在政策工具维度，家庭政策存在权威工具和能力建设工具偏多、激励工具和劝导工具使用不均衡、系统变革工具短缺等特征；在政策目标维度，家庭政策偏重于儿童发展、工作家庭平衡与特殊家庭援助，缺乏对养老照护与住房保障的关注，并存在切分普通家庭与特殊家庭的现象；在治理主体维度，家庭政策以政府为主导，缺乏社会层面的参与，针对社会组织的政策工具耦合性较低。据此，应提高家庭政策工具应用的精准性，优化组合效果；以多元共治为导向，提升家庭政策工具与治理主体耦合度；合理规划政策目标，实现家庭福利增长。

充分利用互联网改善老年人身心健康状况是积极健康老龄化在数字社会的新内涵。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研究数字社会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互联网可及性对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造成了不良影响，但改善了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互联网参与性改善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况，数字经济发展改善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况，数字社会对女性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更加显著。因此，建议秉承“坚守一个目标、围绕三个角度、坚持三个主体”的原则，统筹构建对老年人健康友好的数字社会，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发展，推动国家积极健康老龄化目标的实现。

个案管理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康复具有积极意义，尤其是在降低疾病复发率、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上海市H区11名个案管理员进行深度访谈，在访谈资料基础上分析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个案管理的问题与对策。研究发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个案管理存在操作规范缺失、专业能力不足以及外部支持欠缺等问题。因此，需要通过建立健全个案管理规范、提升个案管理专业能力、强化个案管理外部支持来推动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个案管理工作发展，帮助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更好地康复。

希望感是积极心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是农村留守儿童预防心理或行为问题的重要心理品质，较低的希望水平不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调查发现，江西省鹰潭市D村留守儿童希望水平偏低，学业成就、亲子关系、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网络是其主要影响因素。留守儿童亟须提高学习能力、融洽家庭关系、促进人际交往、扩大社会支持网络，从而提升其学习、家庭、人际和社会等方面的希望感。文章在希望认知理论和理性情绪行为疗法指导下，运用希望疗法开展小组干预，以提升留守儿童希望感。实践证明，小组工作提升农村留守儿童希望感成效显著。建议加强亲子沟通，加强学校对留守儿童积极心理品质培育，营造积极关爱留守儿童社区氛围，加快关爱留守儿童社会工作队伍建设。

为广东省S大学有丧亲经历的6名大学生开展5节哀伤辅导小组，探讨哀伤辅导小组对大学生丧亲哀伤的干预成效、疗愈因子和干预机制。研究发现，哀伤辅导小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组员调节其哀伤情绪，加深其对生命的认知，增强其应对哀伤的社会支持，帮助其重建生命的意义。哀伤辅导小组的干预机制包括以绘画创作为丧亲者提供超语言通道，以群体表达促进其对生命的认知，以人际互动促进其应对哀伤的社会支持，以对丧亲经历的思考促进其对生命意义的表达。为帮助丧亲大学生顺利度过哀伤阶段，高校需要增强对丧亲大学生的关注，合理开展哀伤辅导小组，将专业的生命教育课程纳入必修课体系，增强大学生的生命认知，并加强对临终关怀和生前预嘱的宣传和推广，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观。

信息公开是社会组织获得社会信任的关键所在。公益财产是维系组织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其获取伴随着权利与义务的转移，能够对社会组织的信息公开决策产生影响。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SWLS2019)数据，以731家社会组织为样本，实证检验公益财产对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公益财产对信息公开促进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多层问责机制，公益财产能够通过理事会治理、内部制度建设的链式中介作用提升社会组织的信息公开水平。我国社会组织的公益财产多来源于政府，政府是公益市场中的“强势委托人”，政府资金在公益财产中的比重越大，社会组织的信息公开程度越高。

乡村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是应对乡村治理挑战的重要方略，也是农村社会工作的重要指向。福建省L村的案例展现了乡村社区治理面临的问题及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过程。面对乡村治理主体薄弱、治理行动缺乏、共同体衰落的问题，社会工作通过视角转变、意识激活和再组织化，实现治理主体的激活；通过资源整合、机制建立、示范带动，激发多元主体的治理行动；通过情感连接、利益连接、文化连接，实现关系网络的连接。激活治理主体、激发治理行动、连接关系网络的实践过程为社会工作参与乡村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提供了路径参考。

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是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有效解决农村存续的诸如经济发展滞后、基层治理低效、生态环境恶化等深层次问题，以实现农村现代化。社会工作助力乡村振兴，应以乡村振兴的目标任务为嵌入点，结合自身的专业特色和优势，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分别发挥其在乡村振兴中资源链接者与政策影响者、组织者与倡导者以及服务提供者与支持者的功能。以“功能定位”为导向，基于农村场域社会工作专业空间、社区资源、制度环境的三重视角，深入分析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据此从加大政策扶持社会工作力度、采取因地制宜的社会工作在地化实践方式、以融合性理念互构社会工作与政府关系的层面，探寻社会工作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

政策扩散一直以来都是基层治理的关键一环，如何推动和加快政策扩散直接关系到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研究表明，基层政府政策扩散受到行政压力与扩散压力的影响，当政策扩散受到这两种压力共同挤压时，基层政府往往面临选择。文章通过对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L社区的案例分析，探讨在挤压式扩散中基层政府政策扩散执行的策略逻辑，发现挤压式扩散主要源于基层政府对上级政府的“承诺”以及民间话语缺失。因此，需要在政策扩散的过程中注意对压力的感知和分散，以此有效推动基层政府政策的扩散，最终达到政策落实的目的。

作为人类服务行业的从业者，社会工作者是职业倦怠的高危人群。为了预防社会工作者陷入职业倦怠，文章运用系统性评价方法全面回顾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筛选出高质量实证研究，从中梳理、归纳显著有效因素，并深入探讨其作用的效应机制。首先，经过系统性评价最终纳入29篇质量较高的实证研究，总样本量为15895人。主题分析结果显示，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是个体因素(人口特征和心理因素)和环境因素(工作特征、组织因素、家庭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次，基于研究发现构建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在验证职业倦怠普遍理论的同时对理论进行拓展。最后，对纳入文献提供的实证证据进行比较，甄别中文和外文证据的共性和差异。

多元主体协同是实现城市更新和社区治理有效联结的方式。作为社区治理的新兴主体，社会工作与社会设计在服务对象、专业理念和专业开放度上的相似性使得两者在治理过程中交叉融合、互为借鉴。文章采用个案研究法，以成都市曹家巷社区为例，从动力机制、结构要素和协同过程维度建构“社会工作+社会设计”双学科协同治理模式，总结双学科协同治理模式的影响因素和特征。“社会工作+社会设计”双学科协同治理借助动力驱动下的各结构要素间的互动，通过“知识对话—视域融合—体系形成”的多层次协同过程产生协同效应。该协同效应受到其他主体职能强弱、制度设置等因素影响，在协同特征上表现出对学科特质、学科平等地位和专业优势的强调。

在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日益增多的背景下，社会组织介入对城乡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及其机制有待探究。以江苏省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引入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调查样本为基础，探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对城乡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及其调节和中介机制。研究发现，社会组织的介入深度既直接影响城乡社区居民参与，又通过影响社区社会资本和社区工作满意度间接促进城乡居民社区参与。社会组织的介入会对影响城乡居民社区参与的原有因素（社区社会资本和社区工作满意度）产生强化作用，并且这种影响在城市社区和本地居民中更为突出。

在社区“志愿失灵”、居民“弱参与”以及志愿服务供给与实际动态需求错配等现实背景下，创新社区志愿服务提供模式成为学术界广泛关注的议题。从共同生产理论出发，在明确社区志愿服务共同生产内涵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服务发起、资源链接、主体交互、价值创造以及评价反馈等阶段揭示其过程机理。社区志愿服务蕴含丰富的共同生产特征，在组织志愿服务过程中，我们应转变观念，意识到开放的合作系统是社区志愿服务共同生产的行动框架；多主体协作生产是社区志愿服务共同生产的发展方向；服务导向是社区志愿服务共同生产的重要理念；志愿服务共同生产过程中的社区居民不仅是志愿服务的接受者和受益者，同时也是服务的参与者和共同生产者。

打造“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者为支撑、社区志愿者为辅助、社会慈善资源为补充”的基层治理“五社联动”机制，有利于推动实现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目标。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形成了以党建为引领的社区组织框架、社区内生力量的激发动员以及社会慈善资源的外部供给等经验做法，但受全能治理的路径依赖等因素影响，“五社联动”机制的有效性未能充分发挥。为此，亟须从政府层级体制、社会志愿参与、社区协商平台以及居民主体意识等多方面入手，推动完善基层治理“五社联动”机制。

家户劳动是工厂使用外包方式给予生产资料，妇女以家庭为单位加工商品的劳动方式。基于对河南省X市Y社区从事家户劳动妇女的半结构式访谈发现，2019年至2022年，“农转居”家庭妇女的家户劳动助推了家庭再生产与家庭关系的转变。在家庭再生产方面，优化了家庭的劳动力配置，缓解了家庭的发展压力，提升了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在家庭关系方面，重构了妇女的家庭地位，减少了亲子冲突，强化了隔代情感。

社会政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提升民生福祉具有重要作用。中国社会政策依据重要历史节点划分为渐进发展、渐进转型和渐进融合三个阶段，每一阶段分别呈现出单一性、交替性和融合性特点。文章基于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分析中国社会政策演进产生以上特点的原因。研究发现，福利供给制度中的自我锁定效应、外部效应、协调效应推动了中国社会政策变迁。而以上变迁是利益选择、效率公平转化以及社会政策系统内部制度体系和外部制度环境共同影响的结果。

柔性治理日渐成为国际化社区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社会文化空间的分析框架，运用拓展个案研究法分析南京市Q社区案例，探究由公共空间、社会关系、社区制度等核心要件构成的社会文化空间治理驱动国际化社区柔性治理机制，挖掘社区治理转型升级路径。研究发现，在驱动实践中，公共空间居于内核性地位，在居民自治理念导引下，通过中外居民主导公共生活与文化规训的方式，驱动“以人为本”治理理念的落地。社会关系居于基础性地位，受多元参与理念指导，经多主体的多元协同、优势互补过程，驱动多元协同治理主体的形成。社区制度居于保障性地位，受政府主导理念指导，经政府部门主导的柔性治理与多元考量，推动柔性治理策略的实施。

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已成为一个被广泛认同的社区发展实践模式。通过梳理现有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发现，学界已经形成了理解资产为本社区发展实践模式的四种取向：资产建设取向、权利取向、社区驱动取向和优势取向。不同的理论和实践取向将产生不同的社区发展思路和方向。在后扶贫时代以及乡村振兴背景下，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给予当下的反贫困和乡村振兴工作四点重要启示：看待乡村和贫困农户的视角要实现从问题取向到优势视角的转变；尝试探索金融方法在反贫困中的创新性运用；培育乡村和贫困人群的主体性；积极推动农村、农民的组织化。

农村公益创投项目作为助力乡村振兴和激发村民参与社区自治的创新路径，其可持续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以黄龙村公益创投项目为例的扎根理论研究发现，农村公益创投实现可持续发展受到政府支持、团队能力、合作伙伴和项目质量四个因素的影响，其背后映射的是农村基层政府、党群组织、社区自组织、社会工作机构等多主体的多元共治。政府支持因素包含资金支持、配套保障和宣传推广，体现政府对农村公益创投项目的支持和保障力度；农村公益创投团队的人员结构、内部关系和专业能力代表团队能力，是影响农村公益创投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因素；社会工作机构作为公益创投的承办方和项目团队的合作伙伴，主要作用于项目督导、资源链接，帮助创投团队提升能力，为项目可持续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帮助；项目是否匹配社区需求、是否有公益产出、是否多元丰富，反映了公益创投项目的质量，是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因素。农村公益创投项目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从这四个维度进行优化和提升。

社会认知职业理论认为，个人职业选择在环境、个人与行为三者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其中，自我效能、结果期待和职业目标是核心的认知变量，而专业认同和专业能力是影响自我效能的重要因素。专业认同通过自我效能和结果期待影响职业目标，专业能力的提升会对自我效能产生正向作用，从而影响职业选择。因此，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是否选择社会工作作为职业是个人、专业、社会和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专业信念和个人价值观相匹配是职业选择的前提。当专业信念、专业认同和专业能力单因素或多因素与职业目标相匹配时，环境因素对职业选择的影响力微弱，学生倾向于选择从事社会工作相关职业；反之，当专业信念、专业认同和专业能力单因素或多因素与职业目标不匹配时，环境因素对职业选择的影响力增强，学生倾向于放弃从事社会工作相关职业。

学校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的重要实务领域之一，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正积极推动社会工作进入学校场域，如何充分发挥学校社会工作的专业力量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文章通过观察云南省L学校的专业实践，基于社会工作系统视角，分析学校社会工作在开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改变媒介系统、服务对象系统、目标系统以及行动系统的实践困境，进而探讨学校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突破策略。研究发现，受到社会工作人才稀缺、社会工作认知度低、社会工作发展环境条件有限、社会工作与学校内部理念差异大等因素的影响，学校社会工作在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开展面临较大挑战。基于此，可以采取为上述四个基本社会工作系统增能的方式，从重视当地人才队伍的培育、提高社会工作认知度、改善社会工作发展环境、输入社会工作价值理念等方面入手突破困境，推动学校社会工作在西部欠发达地区落地与发展。

伴随《慈善法》的出台，关于慈善与社会工作关系的研究日益成为学界讨论的重点。已有成果研究了慈善事业与社会工作在历史同根、价值共享、实践服务方面融合的可行性；在助人理念、伦理体系、专业性、系统性、资源运作、制度建设方面融合的必要性；在文化基础、理论模式、管理体制、领域方面、目标链接方面的的未来融合路径。既有成果主要存在理论框架缺少、研究议题浅层次、本土化探索不足以及研究视野狭窄问题。因此，文章从拓展学科领域、转变侧重方向、结合本土实践、开拓国际视野四个方面提出该研究领域可能的未来指向。

公众信任是慈善组织运行的重要支撑，慈善组织在公众信任违背下应该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实现公众的信任修复。信任违背下的慈善组织具有多种具体的信任修复策略，也可以建立不同类型的信任修复策略组合。慈善组织信任修复策略对信任修复结果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公众的认知归因、情感反应、心理感知等心理因素影响机制而间接产生作用。同时，因慈善组织状况、中国传统文化与制度环境、公众个体特质等因素不同，信任修复策略对结果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信任违背下的慈善组织应该制定完善的策略来修复公众信任，并注重策略对公众心理的影响和对不同情境的针对性，以此来提高信任修复效果。

2023年，社会工作在体制化建设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社会工作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社会工作学术界积极回应了国家战略需求，围绕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学科发展、体制化建设、助力乡村振兴、推进五社联动、关爱“一老一小”、发展医务社会工作、数据与证据、教育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学术界需要积极推动社会工作的三大体系建设，强化实践知识生产；推动社会工作数字化转型，应对数字社会的新挑战；着力构建社会工作教育高质量发展格局，培养高质量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随着医务社会工作的发展，医护人员、患者和家属已经对其形成了具有一定共性的角色期待，跨专业合作因此成为可能。然而，医务社会工作在跨学科团队中面临的核心问题仍然是角色共识不足，角色实践与角色期待差距明显，难以深度融入医疗体系。文章通过2023年在上海、湖北和广东三地开展问卷调查和对某市6家医院医务社会工作部2022年的年终总结报告进行分析发现，推动医务社会工作跨专业合作发展需要同时克服外生性障碍和内生性缺陷，医务社会工作自身的专业发展是跨专业合作的核心基础，而突破瓶颈的内生性路径在于制度化知识的生产和临床技术的自主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