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社会工作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这一年，社会工作学界围绕着社会工作理论建设、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公共卫生社会工作发展和社会工作教育的创新发展等主题涌现出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社会工作要加强“三大体系”建设，讲好社会工作的“中国故事”；对标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以高水平的研究引领专业发展；聚焦政策、知识和实务的创新发展，推动社会工作研究的新基建；立足社会工作教育的转型升级，优化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分层分类培养体系。

助人自助理念舶来我国已有一段历史，但它在中国社会工作实践场域中表现出扎根难、文化隔阂等困境。在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互助助人的理念和方法，矫正和补充源于西方文化社会情境且受个人主义和行为主义心理学影响的助人自助理念，以此守正创新。互助助人理念作为一种替代性路径，能够聚焦于中国文化环境中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助关系，通过重塑社会工作的意义、关系和行动结构来推动中国社会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工作职业过程往往包含高度的情感卷入，但国内对社会工作者情感劳动过程的关注显然不足，既有的国外研究则聚焦于专业关系范畴。在本土社会工作的专业实践中，社会工作者群体的情感劳动主要表征为：压力感与获得感并存的冲突性情感体验；“惰性化”与“模糊化”的表层扮演和基于专业价值与规范的深层扮演构成多样化的情感整饰；社会工作者倾向于主动采取身体技术、认知技术和社会技术进行情感调适。探索本土社会工作者情感劳动的复杂图景有助于打破此前人们对此“理所当然”的想象，同时也启发我们思考如何进一步推进社会工作职业过程中的自我关怀、组织关怀与政策关怀。

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包括服务困难群体和推动社区发展两方面，但在实践过程中两者总是存在冲突和张力。以广州市B街社会工作站的6年服务历程为研究对象，采用行动研究范式呈现专业社会工作在社区服务实践中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采用能力建设理论指导专业实践，实现服务群体和社区发展的整合，最后提炼出社区能力建设的阶段进程及不同阶段对应的服务治理问题、能力建设维度和社会工作行动策略。结果表明，以社区能力建设理论为框架实现社区群体服务和推进社区发展的有机整合有助于消解整合目标之间的张力、不同领域之间的张力、理论和实务的张力、不同主体之间的张力、行动和结构的张力。而社会工作社区实践具备群体服务和社区发展的双重性，其实践本质是社区发展和服务群体的动态平衡和有机整合。

通过访谈收集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等相关资料，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方法，建构一个老年人数字鸿沟形成的多原因模型。研究结果显示，社会环境、互联网定位、重要他人和个体禀赋是影响老年人数字鸿沟的四个关键性原因，其中，社会环境和互联网定位未能营造互联网的适老化，重要他人也未有力地支持老年人使用互联网，老年人自身的个体禀赋限制了他们对互联网的使用。因此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更容易遭遇数字鸿沟，但他们的主观体验并不明显。

失独老人在经历重大创伤性事件后面临深层次固化的自我身份“特殊化”和集体身份“差别化”的危机。这种认同危机对失独老人及其生活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应，严重影响到他们晚年的生活质量。研究尝试运用抗逆力理论，分析如何通过社会工作介入提升失独老人对抗身份认同危机的能力，重建其身份认同。主要以三个失独群体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中的运作过程为研究对象，在研究社会工作的介入过程中，发现抗逆力的培育可以逐步减缓失独老人身份认同危机的影响和对其生活的负面连锁效应，同时可以增强失独老人的个体能力特质和环境支持网络建设，达到重建其身份认同的目的。

利用510名广州市流动儿童的调查数据，探讨流动儿童的社会资本对其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影响，并检验领悟社会支持在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年级、学校性质和父母是否同住与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相关；家庭社会资本、学校社会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直接影响他们的主观幸福感；领悟社会支持在家庭社会资本、学校社会资本与社区社会资本和主观幸福感间起中介作用。研究建议，社会工作者要特别关注小学高年级、在民办学校就读和不与父母同住的流动儿童。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现状下，建议社会工作者通过营造多维系统的社会资本、加强不同系统的联结互动、提升儿童个体社会联结感、增强儿童生态转变适应性来提升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

采用质性研究深度访谈法，对农村青少年过度观看短视频的特点、影响因素等进行深入分析。农村青少年过度观看短视频的特点有：主要使用快手，伴有手机成瘾症状；观看频率高、时间长，且具有戒断症；娱乐、信息和社交三种动机并存。农村青少年过度观看短视频的影响因素有：青春期的强烈成长诉求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得到很好回应是自身内部深层原因；家庭的不良示范和无效监管是重要外部风险因素；短视频平台的算法推荐技术和青少年模式的形同虚设是重要平台诱因。基于此，应注重加强农村青少年的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帮助其养成科学使用互联网的好习惯；多部门协力为农村青少年提供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和有益于身心健康成长的专业服务，满足农村青少年的成长诉求；加强对农村青少年父母的亲职教育指导，强化其亲职责任意识，提升其有效监管和教育能力；强化对短视频平台的监管，构建防范严密、没有疏漏的青少年模式。

国家与社会工作专业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探讨的基本问题。文章聚焦我国老年人照顾领域的社会工作，从“嵌入”视角尝试回顾和反思我国国家与社会工作专业之间关系的演变。研究发现，过去30年(1990—2020年)，老年人照顾社会工作经历了“游离于国家之外”“理论耦合但实践脱嵌”“国家与专业互相嵌入”的演变历程。老年人照顾社会工作的合法性获得和服务空间嵌入均是从“国家/政府难以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缝隙中获得而来。因此，自主回应老龄化社会需求和有效解决老年人照顾问题是老年人照顾社会工作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社会组织是儿童福利服务供给的重要主体，如何发挥其作用成为提升儿童福利服务能力的重要内容。以上海典型经验为例，探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发现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方式和内容难以符合儿童的实际需要，存在依赖性较强、缺乏有效监督和评估机制、专业服务和社会动员能力较弱等结构和行动困境。因此，要从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实现服务创新、打造资源共享平台、提高服务专业化水平、建立和完善政府购买服务的监督约束机制等四个方面，不断推动儿童福利实现高质量发展。

基于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资料，对社会工作机构与企业的合作形式、合作经验以及合作中存在的障碍进行分析，发现社会工作机构通过“活动式合作”、“公益营销”和“企业购买服务”这三种形式与企业形成合作关系。在合作过程中，社会工作机构形成了独有的合作经验，如有序引进合作单位，以公益原则约束企业的商业冲动以及建立合作物资、人员、资金管理流程等。同时，社会工作机构与企业的合作存在政策不配套、人力资源不匹配以及二者需求难以匹配的障碍，使得二者难以形成更为深入的多元合作关系。应针对存在的缺陷，采取相应策略，完善多元合作的发展思路，形成多元合作组织网络。

随着我国城镇经济高速增长及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造成大量儿童留守农村，留守儿童生存与发展困境亟待解决。以云南省某少数民族自治州Y县的留守儿童为例，运用深度访谈法、非参与式观察法收集资料，结合社会工作整合视角，分析少数民族地区留守儿童所特有的成长困境与需求；并探讨社会工作服务的有效介入路径，提出以支持性、治疗性、增能性为基础的整合式社会工作服务模式。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智慧养老将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以及满足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要的新模式。我国农村地区老龄化态势加剧，在农村地区施行智慧养老模式，满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要，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Z省6个农村地区智慧养老模式实施现状的调查发现，智慧养老模式的实施有助于提升农村老年人的生命质量。但农村地区的智慧养老推行仍然存在困境，农村老年人对智慧型设施使用不熟悉、机构中专业化人员缺失、政府在推行过程中 “重规模轻服务质量”导致智慧养老模式在农村地区难以落地。应该健全农村智慧养老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搭建农村智慧养老服务网络，建立城乡一体化智慧养老平台，促进农村智慧养老模式得以真正实施。

社会救助既是我国贫困治理领域重要的制度安排，也是社会工作实践的发源起点，文章关注社会救助与社会工作的耦合路径。研究选取行动研究方法，结合社会救助领域中一个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行动过程，从“全程—广域”临床取向的视角构建社会救助领域中的社会工作整合实践模式。其中，“全程”指的是应涵盖需求评估、服务分流、跟进支持、成效评估等全流程，“广域”指的是应在微观个体—微观环境、宏观个体 (群体) —微观环境、微观个体—宏观环境、宏观个体 (群体) —宏观环境等四个层面进行介入，“临床”指的是问题解决、需求满足与功能修复的目标取向。行动研究表明，这一整合实践模式不仅能够为社会救助对象提供精准、精确与精细的服务，还能够对社会救助领域的社会工作知识建构做出贡献。

社会工作伦理是一种基于关系的伦理，来自社会工作对人的自主性、人际关系的互为主体性以及社会关系脆弱性的价值判断，强调自我的自利性和利他性、人与人之间彼此的责任和关怀以及社会制度的道德意涵。价值观引导下的社会工作伦理实践是美德伦理、关怀伦理、正义伦理的整合性实践，是基于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专业关系的伦理实践。关系的改变带来了伦理的变迁，在新关系时期社会工作发展背景下，基于关系的社会工作伦理实践有着独特的重要意义。

志愿服务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志愿服务的碎片化问题也日益显现。整合社会工作作为嵌入社会服务的一种科学性理念和有效性方法，为志愿服务碎片化问题的破解提供了方向。文章在整合社会工作视角下，以无锡市X区的志愿服务为例，分析本土志愿服务的整合实践路径。实践表明，志愿服务的整合实践要在价值层面实现统筹，促进志愿服务目标的统一；在主体层面实现协作，促进志愿服务行动的统一；在方法层面实现融合，促进志愿服务技术的统一。志愿服务从碎片化走向整合化发展是必然趋势，推进新时代志愿服务发展须进一步整合志愿服务系统内部服务价值、供给主体、服务方法与技巧等，从而推动志愿服务朝着更加系统化、规范化和可持续化的方向发展。

伦理价值一直被视为社会工作这门学科的核心，尤其是在场景化的专业化发展道路和全球化背景的影响下，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急需发展扎根在地的伦理价值知识。为此，有必要从专业服务角度出发，考察社会工作伦理与专业服务的内在关系。通过回顾西方社会工作伦理的发展历史发现，西方社会工作伦理在经历了普世化的精英主义伦理和英雄主义伦理之后，受后现代建构主义逻辑的启发，开始关注场景化的专业实践，出现注重日常生活安排的生活关怀以及差异化和多元化生活的平民关怀。然而，这样的西方伦理却难以协调无限理性要求下的无条件关怀与人们有限耐心和智慧的矛盾，需要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汲取中国文化的有限理性假设，促使平民关怀与场景化专业实践的深度结合，让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不仅拥有现实生活基础，而且拥有文化伦理价值的反思能力。

基于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韩国大邱社区抗疫社会工作与志愿行动”案例，运用定性比较方法对8个服务群组所开展的33例个案分析发现，通过“社会工作者主导衍生模式”“多元主体联合模式”“非社会工作者聚导模式”等典型输送路径，构建“公助?互助?自助”国际华人社区支持网络，可最终实现精准稳与综融益的跨国福利输送成效最大化。

通过对16例返乡流动儿童的田野调研发现，其抗逆力重构水平主要由信念系统、自我概念、行动力、情绪情感和社会支持五大因素所决定。文章将返乡流动儿童的抗逆力重构水平分为三个层次，即超越性重构、平衡性重构和失序性重构。社会工作干预应强化返乡流动儿童的信念系统，制定清晰的发展目标；引导积极的自我概念，形成对生活的控制感；提升行动力，养成良好的自律品质；激发正向情感体验，打造稳定的内在心理环境；善用朋辈群体支持，培育滋养性外部环境。

癌症发病率的持续升高和癌患平均生存期的显著延长，让越来越多的癌患家庭负载着生命难以承受之重。在支持不足的状况下，照顾者的压力负荷和身心疲乏等要素会在照顾者、患者生活质量乃至医患关系上引发负面的连锁效应。综合H 医院肿瘤内科家属照顾者负荷的需求评估和相关干预系统回顾成果，依据希望理念策划癌患家属照顾者生活希望计划互助小组。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以癌患家属为中心，进一步搭建集书写、互动、自我疗愈等元素为一体的共享社区。希冀在用户内容生产、自我关怀的过程中实现“希望生产的循环”，帮助癌患照顾者接纳失望和绝望，告别过去，重新开始。这一线上线下模式相结合的生活希望计划，尝试推进医务社会工作服务的整合，打造全人、全程、联动的医务关怀服务链条。

随着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化的迅猛发展，民政部于2020年在全国推进乡镇 (街道)社会工作站建设。通过对湖南省“禾计划”A市社会工作站项目进行个案研究可知，依托政府购买服务的社会工作站建设体系呈现出以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为定位、顶层设计优先、聚焦民政主责主业、推动社会工作者专业化等特征。同时，该模式可用“行政化导向的新管理主义”来进行理论概括：一方面，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能够协助国家积极履行福利责任；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行政化目的与市场化手段之间可能会出现张力，在经济、效率、效果等方面产生预期外的后果。

随着健康中国行动的推进，社会工作者成为我国健康照顾多专业合作团队的重要成员，但是却面临专业身份不明确和专业性不足的挑战。通过跟进研究考察A机构社会工作者参与老人健康照顾的多专业合作过程，为从事健康照顾服务领域的社会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实践与理论的参考框架。研究发现，健康照顾实践中的社会工作者不再固守既定的专业角色规范，而是在与不同行动者间的互动过程中扮演多元角色，并应遵守以健康照顾为中心、注重多元合作和延伸转换、以团队合作为落脚点的三个基本原则。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深化，建立和优化医养结合筹资模式势在必行。日本、美国、德国均采用长期护理养老模式，但筹资模式各不相同。我国北京、上海、青岛的长期护理筹款模式亦不尽相同。目前广州市医养结合筹资模式存在医疗保险支持不足、筹资主体缺乏多元性、非公办机构难以享受优惠、未设置不同筹资标准等问题。建议强化政府职责，完善医养结合的法律法规，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医养结合；规划各项优惠政策，在政策上对民营和公办医养机构一视同仁，并通过免税降费等方式鼓励非政府组织慈善捐助；运用财政、税收、金融等方式，让政府与个人、非政府组织、企业共担医养结合的筹资责任；设计不同的筹资模式，优化具有广州特色的医养结合筹资模式。

关注一线社会工作者的留任意愿，以分析家人支持对留任意愿的影响为核心，探讨提升留任意愿的有效路径，并借助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个体特征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一线社会工作者的留任意愿不高；家人支持是一线社会工作者留任意愿的有效预测因子；家人支持以薪资待遇、工作环境、发展空间为前因变量，并在各变量对留任意愿的有效影响路径中发挥中介作用；该路径影响模型在不同性别、专业背景的群体中具有稳定性，但受到年龄、受教育程度的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35岁以下、受教育程度本科及以上的一线社会工作者留任意愿相对较低，并均受到职业发展空间、家人支持态度的较高影响。

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学前教育面临父母照料难、社区托管难、隔代支持难，以及只能购买基础的学前教育服务等问题。基于家庭教育资本的视角进行研究发现，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学前教育困境源于家庭自身教育资本复合型弱势、家庭学前教育支持类政策的精准落实到户机制不完善、社区普惠型托育服务供给不足、儿童社会工作项目的碎片化运作等因素。通过“五社”衔接与复合强化提升共助机制的渗透性，以原生家庭和社区学前教育环境为工作对象，从环境嵌入、关系联结、韧性增加、素养提升等维度改善生活迫境型青年打工者家庭教育资本累积与转化困境，倡导儿童主体型家庭幼育观，优化家庭学前教育资本，构建育幼友好型教育环境。

以制度环境视角分析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获得，并尝试对制度环境进行动态分析，关注制度执行所涉及的两大主体——政府与社会组织，尤其是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所形塑的参与机会空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主要源于政府通过制度空间创设主动赋予以及社会组织主动作为，通过遵从、配合、协商乃至对抗等多元策略努力获致。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机会的持续获得，迫切需要政府所提供的外力与社会组织自身内力形成强大合力。“聚合力”不仅取决于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利益契合度”和自身参与能力，更取决于政府和社会组织在良性互动中推进制度环境的完善与优化。

如何降低中国高中生学业压力而导致的内化问题？现有研究在识别其学业压力与内化问题之间的潜在调节变量方面综合性不足，难以在研究上为社会工作服务提供精准的干预靶向。对此，可以采用“系统评价”方法来对既有研究展开全面的科学化评估，并通过位序排列系统的建立来对学业压力与内化问题之间的调节变量进行综合识别和重要性排序。现有研究中共有19个潜在的调节变量被研究者所识别，其位序排列结果显示人际关系、性别、年级、家庭关系、学校环境以及心理韧性等成为影响显著的调节变量，以上6个调节变量发挥的作用效应依次降低。从“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理论视角出发能够进一步阐释调节效应的作用机理，并对后续的社会工作介入带来诸多启示。

在国家鼓励多方主体参与乡村治理，发挥社会协同作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北京市的Z村在治理中推进服务型治理的理念，引入社工机构、培育村庄自组织、接纳外部社会力量参与村庄治理，逐渐形成以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为主导，社会工作机构相互协作，鼓励和扶持村庄自组织参与，引入外部社会资源形成助力的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多元主体本着共同的治理目标，互相之间民主协商，紧密配合，通力合作，逐渐发展出较为稳定的沟通与合作渠道，形成了共同议事的机制，这种模式呈现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局面。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流失问题已成为社会工作界关注的热点话题，较低的薪资待遇水平被普遍认为是影响社会工作者离职的首要因素。使用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SWLS)2019年截面数据，以互惠理论下的社会交换关系为理论基础，从社会工作者的薪资待遇水平和工作自主权出发探究影响社会工作者离职倾向的关键因素。结果显示，中国社会工作者总体离职倾向水平较高；薪资待遇和工作自主权均与离职倾向呈现显著负相关，工作自主权对离职倾向的抑制效应大于薪资待遇，且工作自主权能够缓解薪资待遇对离职倾向的负面效应。薪资待遇水平仍是影响社会工作者离开社会服务领域的重要因素，而工作自主权则是社会工作者在机构间流动的关键原因。因此，为降低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流失率，工作过程中重视对社会工作者的授权是必要之策。

环境治理是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重要方式，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受到了社会科学等领域的关注。环境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工作的学科分支，以差别化关怀为出发点，进行社区治理的实务探索：在价值观层面，社会工作可以尝试在浅层生态学和深层生态学的理论基础上重构一种“环境—社会”复合正义观；在场景论层面，社会工作应审视以环境教育为主到与公众等多元主体合作解决当下环境问题的转变，试图塑造以社区归属感为本的环境治理共同体；在权力关系层面，营造一种具有主体间性的行动赋权方式，为社会工作参与社区环境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实践基础。

近年来，伦理教育对社会工作学科的重要性在学界已经达成共识。但是，对如何进行教学还没有取得一致的认可，特别是针对反思能力的培养。采用解释性质性整合分析法对33篇中英文有关社会工作伦理教学的文献进行整合分析，归纳出11种突出的具体教学方法，并对教学方法背后的教学策略或理念进行分析和讨论。现有的策略或教学理念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先知后行、知行合一和反思内化（兼具理性与直觉的反思内化、技能式的反思内化、品格式的反思内化和异质性的反思内化）。在未来的研究和实践中，我国社会工作应就如何融合几种教学策略的优势于教学设计中进行更多的研究和实践，以期早日构建出符合中国本土的、成熟的社会工作伦理教学和培养体系。

优化养老服务内容、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有助于满足老年人多元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是新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基于对粤港澳大湾区NS区的养老福利服务的考察，认为NS区在提供养老服务、构建养老服务体系的过程中，尝试弥合城市居民与农村农民、本地人口与城市新移民、内地人口与港澳同胞的养老服务差距，夯实基本养老服务内容，逐渐发展为分层普惠型养老服务模式。这种新的养老服务模式将促进粤港澳三地协同合作，促进跨境养老服务的有效衔接，推动大湾区养老事业发展。同时，该模式是对人类需求本位的福利供给模式一定程度的回归，体现了新时期我国探索社会福利均衡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努力。

积极福利的建构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制度保障。矿区移民作为工程移民的一个重要群体类别，在其社会空间转向中人为风险的生成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基于对内蒙古E旗矿区移民现实景象的观察与思考，发现以丰裕现金福利作为保障的背后，缺失的是以明确主体权责、提升自我能力、构筑风险意识为导向的积极福利建构反思。通过呈现矿区移民面临社会转型中传统到现代的生活、生产转向，责任隐没中主体权责的迷失与道德机制的失效，以及无目的自我的个人自主性需要和反思能力匮乏等多重风险困境，尝试寻找积极福利建构作为化解矿区移民风险的耦合策略。其关键在于围绕“矿区移民”这一主体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多方互动，从权利与责任的平衡、团结与合作的培育、排斥向包容的转向，窥探他助向自助转变的多维积极福利建构可能性，以此作为矿区移民应对现实风险和构筑未来可持续生计的一种理性制度尝试。

情境性是政策科学三大基本属性之一，它关注变化着的社会现实对决策模式的影响。情境主义框架的政治性特征影响着政策主体对政策问题的判断与界定，并决定着问题本身成为政策议程并加以讨论的根本可能性；情境行动理论重点关注政策议程设置及政策演进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情境互动理论涉及政策执行层面的多元主体互动关系，以及主体之间在资源、信息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情境治理则强调政府部门在政策工具选择以及解决政策问题过程中的基本能力。将情境主义分析框架应用于基层治理等关键领域，可以识别政策过程的根本政治属性，判断多元参与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提出优化政策工具应用模式的具体方式。

作为快速发展的新兴职业，社会工作在社会治理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社会工作者的社会地位认同和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稳定性却不容乐观。基于专业性理论视角对南京市社会工作者的主观社会地位认同进行考察，探讨这一新兴职业群体的主观社会地位认同如何受到专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工作行业和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文化符号、专业知识体系和专业准入门槛三个维度的专业性在实践中均处于模糊状态；社会工作行业的专业性状况通过影响从业者的专业价值感、成就感和社会认同度的感知，从而影响其主观社会地位认同。社会工作者主观社会地位认同本质上是行业和个体专业性的结果；相对于传统的社会经济资源决定论，主观社会地位认同的专业性逻辑机制凸显了作为特质和关系的专业性的社会文化内涵。进一步发挥社会工作人才参与社会治理的作用需要从专业文化符号统一、专业知识体系构建和专业门槛严格化方面加强社会工作的专业性，提高社会工作者的社会地位认同和稳定性。

中国环境社会工作发展迅速，但整体上还处于国外理论介绍和实践自发阶段，推进中观层次的方法构建研究具有重要的学科发展和实务指导价值。在总结前人有关实务模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团队实务经验，尝试构建环境社会工作倡导方法的一般框架：对象—目标—战略—策略—角色。运用方法框架分析实务案例，认为社会工作倡导法干预环境生态保护有三个目标类型：以政府为对象的政策倡导、以企业为对象的行动倡导和以民众为对象的观念倡导。在不同倡导类型中，社会工作者运用不同的战略和具体策略、承担不同的角色，对服务对象进行干预，以促进政策改变、行动实施和观念转变，最终促进环境友好行为，推进生态文明实践。

由于数字化转型，算法开始对社会进行规管，人和社会的新联系在社会数字化后出现了革命性的改变。在宏大的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社会工作者面临全新的发展空间。一是社会工作资料的数字化；二是基于社会工作案主数据库，开展各类社会工作干预的科学研究；三是走向社会工作过程的整体数字化；四是第社会工作内容的智能化，五是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数字化筛选。

社会赋权是实现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针对乡—城流动人口、城—城流动人口、高知型流动人口和城市户籍居民四类群体的调查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社会赋权整体水平不高。他们的职业培训有所欠缺，政治参与边缘化，社会参与不足，与城市户籍居民有较大差异。社会赋权对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对于高知型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程度最强，对乡—城流动人口的影响最弱。因此，需要建立多元化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推动有序政治参与，促进组织参与和公益活动参与，为这一群体赋予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平等的参与权和话语权，使其成为真正的新市民。

近年来，社区韧性成为乡村振兴过程中的重要议题。社会工作站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载体，成为串联政府、居民及社会组织等主体并激发其互动和价值共创行为的枢纽，既是合作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也有效促建了社区韧性。本研究以长沙市望城区的“禾计划”项目为例，从合作生产视角出发，研究社会工作站促建社区韧性的机制。研究发现，在乡镇社会工作站合作生产实践中，合作生产的制度框架保障了社区韧性的合法性前提；合作生产主体间能力的互补可以保障组织韧性；合作生产中的持续性激励因素可以激发社区韧性延续的内生性动力。而合作生产主体能力的培育和环境营造、专业合法性及公共价值的创造构成了社会工作站引领合作生产实践的社区韧性促建机制。

农村地区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迁移，造成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困境普遍存在。在分析实际调研资料的基础上发现，农村留守老人面临经济贫困、身心脆弱、生活照料网络的“差序格局”特征明显、精神慰藉偏少等问题。针对福利供给主体单一、福利供给总量不足够且结构失衡、福利供给的决策机制存在缺陷、福利供给的监督机制缺失等福利多元供给困境，提出了发挥政府服务性功能、促进政府与市场的合作供给、发挥专业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优势、建立完善监督协调机制等措施；并结合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特点，提出了坚持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力量协同参与的留守老人管理与服务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