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中有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已经越来越趋向于“心理治疗”，再加上大家惯常采用“笛卡儿”式知识观，总是倾向于相信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由个人的理性思维所决定，因此，社会工作教育者的思维集中于个人层面上的理性思考。这种思考框架将知识视为一种可以系统地处理及建构的文本和命题，只要有条不紊地整理好命题，就可以满足实践及教学上的需要；特别在实践上而言，实践者可以根据完整的理论和充满指引性的“介入流程”指导实践工作。这一点也正是“理论指导实践”的思维基础。由此可知，这种思维太过集中于发展“理论论理”而忽略“实践论理”，单单相信前者可以带来实践的有效性，而不认识其局限性，必会对其缺乏批判。因此，要强调“实践论理”在实践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实践论理”要求实践者对“第一人视角”的重视，对“目的论”因果关系的认识，以及发现“实践论理”与价值实践的重要关联。

随着老龄化速度加快，社区养老作为重要的养老举措受到政府的关注。以整合社区工作为导向，对H市X街社区养老服务项目进行个案研究。社会工作者在实践整合社区养老服务过程中，宏观整合政策实践面临养老服务政策与老年人支付能力不足的矛盾，中观整合取向的社区养老服务项目面对目标替代和机构过度竞争的矛盾，微观养老服务遇到机构急速扩张带来的人员和资源短缺的矛盾。通过案例分析，建议应从社会工作者充分发挥专业能力，运用“向上管理”的技巧，充分整合社区内外资源，加强政府部门之间的整合管理四个方面推动整合社区养老服务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认识论前提、方法论准则和价值基石。中国式现代化对推进社会工作的中国化和实现中国社会工作的“理论自觉”“理论自信”具有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价值。新时代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要立足中国实践，紧扣时代脉搏，突出问题意识，强化主体思维，彰显自信包容；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在回答时代课题中构建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新时代中国社会工作是迈向人民的社会工作，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工作，是共建美好生活的社会工作，是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工作，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工作。

在社会日益金融化的当下，金融素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弱势群体在金融社会中受信息不对称和能力欠缺等因素的影响，更易受到金融风险的冲击，且恢复力较弱。我国虽重视消费者的金融素养教育，但对青少年却较少给予关注，青少年的金融素养教育更多由家庭完成，引致了青少年金融素养总体水平较低的现状。文章以金融韧性为设计理念，选择金融风险感知、学习参与度、自我效能感等为中介变量，服务内容涉及青少年经济资源、金融资源、财务知识及行为、社会资本四个主题，设计青少年金融素养培育干预项目。同时通过对干预手册的制定、修订以及干预研究过程设计的介绍，更清晰地展现社会工作干预研究项目的实施过程。当然，以上设计是否能有效提升青少年金融素养，需要进一步对干预所获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验证和不断改善方案。

工作满意度是影响员工稳定性的重要因素，因而分析民政社会工作者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有助于构建一支高质量、低流失率的民政社会工作队伍。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SWLS)”数据，在“工作要求—资源模型”的理论框架下，通过调查华东、华中、华北、东北、西南5个区域572名民政社会工作者的情况，探讨该群体的工作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职业认同、社会支持、角色清晰对其工作满意度起到正向预测作用，其中角色清晰在职业认同、社会支持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中还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建议通过明晰工作角色定位、增强社会工作职业认同、增强对民政社会工作者的社会支持来增强民政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满意度，进一步提升民政社会工作队伍的稳定性与服务供给质量。

从组织化发展程度、组织培育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缘起、社区居民动员程度、参与成效等多维度，对广州市和佛山市3个商品房住宅小区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居民、社区工作者及社区社会组织的政治资本能够与社会资本相互转化、相互合作。因此，社区社会组织具有政治社会化和培养公民责任感的双重任务。有引导的社区社会组织是联结居民的一种方式，基于共同契约建立起来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则提供了培养居民平等参与社区协商治理的可能性。这种积极的参与实践有助于塑造和发展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公民责任感。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经济风险。以学校为基础的金融教育可以传授基础的金融知识，指导学生正确的金融行为，培养良好的金融态度，进而提高个人在未来作出最佳金融决策的能力，被视为提高公民金融素养的有效途径。文章基于5个国家15个儿童和青少年金融教育干预项目的系统评价，探究金融教育在充实金融知识及改善金融行为方面的应用效果，分析有效金融教育课程设计的关键特征，并探讨金融社会工作者未来如何将循证研究应用于金融教育干预项目。研究发现：首先，以学校为基础的金融教育项目能够有效提升青少年的金融知识及改善其金融行为；其次，金融教育项目对儿童和青少年实际金融行为的影响较小；最后，“体验式学习”、项目课程标准化、教师培训规范化以及家校融合项目更能有效提升中小学儿童和青少年的金融素养。

从社会工作机构党建发展出发提出后发外生型赋能党建。基于“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数据（CSWLS2019）”，重点考察社会工作机构党建部门成立、党建人力以及党建决策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社会工作机构党建存在覆盖率不高、专职人员缺乏、组织生活频次偏低等现象。进一步从党建部门、党建人员、党建决策等方面统计分析发现，从事社区服务、救助性服务的社会工作机构更可能成立党建部门；政府提供扶持（支持、配套）资金、政策便利增加社会工作机构成立党建部门的可能性，评估会增加社会工作机构选择专职党建人员；部分领域的社会工作机构有效发挥党建决策。社会工作机构党建未来发展应从后发外生型转向早发内生型，突出党建引领专业服务。

为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和实现共同富裕，社会工作者和基层社会组织成为开展居民金融教育的有生力量。性别与发展视角下的金融教育遵循赋权原则，注重情境性和服务对象的主体性，并将微观与宏观、显性因素与隐性因素、个体与结构联系起来，为把握不同群体消费者金融素养水平的短板和需求，开展分类教育和精准对接的金融教育服务提供新思路。赋权式金融教育通过走进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挖掘真实的金融需求；金融知识教育与经济心理行为干预相融合；培育社区的信用和文化软资产；强化金融教育赋能的综合效应等策略，将关怀、相互合作与支持的再生产逻辑融入金融教育实践中，以期为金融社会工作实务提供参考。

社会工作研究趋于规范、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于其研究方法运用的规范性、适用性不断提升。采用内容分析法对2017—2021年与中国社会工作主题相关的重点学术期刊论文的研究方法运用情况进行统计，通过将此统计数据与相同期刊的早期数据进行纵向对比，以及与国际社会工作顶级期刊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和 Social work论文研究方法的同期数据进行横向对比，了解现阶段中国社会工作研究方法的趋势变化与研究导向。从数据上看，社会工作研究呈现实证研究导向，采用量化研究的学者比例也大幅提高，体现了中国社会工作学科发展的国际化和范式转变，传统的质性研究趋于规范；然而，现阶段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思辨研究占比仍然较高，量化等实证研究仍有不足，学术规范性与研究深度有待加强。中国社会工作权威期刊的缺位是社会工作缺乏学术影响力与号召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整体而言，中国社会工作研究水平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生命影响生命”是社会工作者奉行的宗旨，即社会工作者带着对生命理解的凝练进入服务对象的生命，并带来服务对象生命状态的转变。但在传统实证主义取向下，社会工作只关注服务对象却无法指涉自身，这种忽视“自我”的专业矛盾引发社会工作“自我关怀”的议题。既有研究对于“自我关怀”的讨论存在二元简单分化，囿于“自我”主观认知、走向外在技术关注等局限。因此，提出“生命关怀”的社会工作转向，借助Frankl生命意义的思想，更加注重探索和挖掘社会工作者的内在生命意义，尝试构建创造工作叙事、体验真善与爱、共情相遇苦难的框架，并建议在专业教育课程中融入“生命关怀”的内容。

建构医务社会工作者专业胜任力量表可弥补现有对医务社会工作者专业胜任力研究的不足，并为医务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胜任力建设提供借鉴。文章基于国家政策解读、服务标准参照、文献内容综述、实务意见搜集四个步骤开发了初试量表，并以305名医务社会工作者为研究对象，运用因子分析法验证并建构了包含实践操作、价值伦理、跨专业合作和倡导三大维度共计21个条目的医务社会工作者专业胜任力量表。该量表经检验显示出了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可用于衡量医务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胜任力，并为该群体的培养、选拔、培训和考核提供参考。

儿童主任是儿童关爱保护服务的直接提供者，重视儿童主任队伍建设是做好儿童关爱保护服务工作的重要基础。H县是西北典型经济欠发达县，以 H县为例分析西北地区儿童主任履职情况。问卷调查显示，其儿童主任队伍呈现整体年轻化、学历较高、女性从业者多、专业资格证持有率低、津贴低、兼职普遍、工作时长偏短、流动性强等状况。儿童主任在履职中存在投入工作时间不足且流动性大、工作内容不够全面、工作重心定位不准、履职中困难多及压力大等问题。其深层次原因是儿童主任岗位设置不合理，缺乏稳定性和有效监督；专业服务能力不足，专业人才极度缺乏；缺乏相应的监督保障，儿童工作体制机制不健全。西北地区应实事求是地创设儿童主任岗位，增强岗位的稳定性；培育和储备专业人才，提升儿童主任的专业能力；不断加强儿童工作的顶层设计，完善儿童工作的监督保障机制。

城市社区是市民生产生活和开展多样性活动的重要场域，也是公共卫生风险治理的基础单元，从空间维度考察韧性社区建设是有效应对公共卫生风险的重要选择。当前，多元化城市社区空间的差序格局失衡、社区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空间供给不足、社区空间资源配置缺失以及生态环境空间资源保障弱化等都影响和制约了韧性社区的建设。空间韧性对城市社区有效防范和化解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具有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通过空间韧性治理，从理念与规划韧性、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韧性、资源配置韧性以及生态空间韧性等维度推动城市社区健康、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从而提升城市韧性治理能力。

长久以来照顾工作的重要性被忽视，对于护工照护工作的“去权化”主要来自身体劳动和情感劳动两个方面，阻碍了护工群体的职业境况改善。对于身体劳动，护工群体通过强调职业化和道德化肯定护理工作的专业性；对于情感劳动，护工群体则从“浅层的经济回报”与“深层的情感关系”两个维度进行主体性赋权，并呈现出明显的务实性特征。照顾工作的“去权”与护工群体的主体性赋权策略影响着照护实践的质量，应该从护工的职业待遇、专业培训和行业管理制度构建专业化和人性化的照护体系，并发挥专业社会工作在护工赋权中的作用。

要妥善回应深化改革过程中困境儿童多元化的需求，须从困境儿童社会支持着手，通过发挥社会组织联动多元主体的作用来筑实困境儿童社会支持网络。研究聚焦S组织困境儿童服务实践策略，分析其回应需求的服务过程，旨在为社会组织参与构建困境儿童支持网络提供实务参考。研究发现，S组织在开展困境儿童服务时能够充分发挥枢纽平台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儿童主体发展和多元主体参与，但组织存在建设局限性、服务内容与形式创新不足、服务不够规范、机制缺失等方面的问题。推动儿童福利事业发展的关键在于要坚持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供给格局，拓宽社会参与渠道和门槛，整合跨界创新力量，动员多元主体在困境儿童服务中积极投入服务和资源，强化其社会支持网络。

高度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凸显的风险时代给社区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社区的韧性建设成为回应风险治理的可行路径，但社区组织作为其中重要的能动因素，理论探讨中对其重视程度不足，实践运作中堵点痛点难以疏解，局限了其在社区治理过程中能动效用的发挥。借鉴并引入企业管理中组织韧性的概念，以丰富社区组织韧性内涵，分析社区组织在风险治理中韧性发挥的现实局限，在党建引领下还权赋能、增强社区自组织能力、营造社区文化以及发展反思学习力等四个方面提出优化社区组织韧性的策略建议，以期强化社区和社会的风险治理能力。

基于对河南、江西和四川3省56个案例的深度访谈资料，采用扎根研究方法，结合社会支持和需求层次理论，通过三级编码，构建起需求导向下农村留守妇女关爱服务体系的构成模型。研究认为，农村留守妇女的需求满足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于匮乏性需求的满足上，较少关注到成长性需求。故亟须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妇女关爱服务体系，由国家、社会、家庭等多元力量合作参与，为其提供家庭生计、基本生活、卫生医疗、家庭照料、子女教育、劳动生产、情感关爱和文化活动等初级服务，引导其树立先进性别文化观念，强化针对性就业创业服务，重视其自尊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帮助其改善身心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并使其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者和受益者。

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擘画了社会工作的历史方位和时代使命，社会工作学术界以专业的坚守回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2022年，社会工作学术界积极围绕社会工作理论、实践研究、乡镇社工站、老年人、儿童青少年、行业发展、专业教育等方面开展了高质量研究。为进一步推动社会工作的发展，学术界要不断探索新领域，勇于回答时代之问，积极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倡导社会工作政策体系、实践体系和教育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推进社会工作体系化建设；加强实践自觉、理论自觉与文化自觉，推动基于实践的知识生产，提升社会工作的学术地位。

儿童友好社区营造既是社区社会工作实践的重要举措，又是社区社会工作理论模式的实践性映射。儿童友好社区营造既不同于基于理性的社会策划模式所倡导的空间—规划取向，又不同于强调居民参与的地区发展模式所倡导的空间—权力取向，还不同于强调服务供给的社区照顾模式所倡导的空间—服务取向。在实践中，儿童友好社区营造遵循的是以社区场域为本的整合实践逻辑。这种整合实践逻辑以社区场域中的问题为导向，秉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性合作，注重儿童活动空间的理性设计、儿童权益的制度保障以及儿童服务的专业供给。这种整合模式既需要树立以儿童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又需要落实以社区为本的方法论原则，更需要综合运用多元主义的实践策略。

子代与亲代的照护差异影响照护质量与患者生命质量。从社会发展理论的分析框架着手，以19名子代照护者与10名亲代照护者为样本，分析两代照护者差异的特征和原因，并就照护服务的发展提出思考与建议。研究发现，子代与亲代的照护差异在照护理念与照护制度的变迁中发展，并形成解释因素，认知症患者的子代与亲代的照护差异主要表现为情感与认知、药物与非药物治疗、社会服务的选择等方面。照护者通过学习科学的照护理念与照护文化，尝试提供科学的照护，照护者自我力量不断发展，促进了照护质量的提升。老年照护服务力量通过政府的制度安排为认知症患者提供照护，弥补了家庭照护中缺失的力量。照护者自我力量、老年照护服务力量在社会发展中的融合形成了子代与亲代的照护差异，两者的结合能够更好地为认知症患者提供服务。正视子代与亲代照护差异也能为照护服务提供更好的路径。

历经十年探索，儿童主任政策从试点逐步推广到全国，儿童主任成为促进国家儿童福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本研究依据米特−霍恩公共政策执行系统模型，以C市为样本开展实证调研，发现儿童主任政策的执行其影响因素之间耦合形成了目标模糊型、资源约束型和组织缺陷型三种作用路径；儿童主任政策执行的效果是政策、环境和组织要素之间的耦合结果，并最终在微观层面上通过儿童主任对政策的理解与处置影响执行效果。改善儿童主任政策执行效果，需要进一步明确政策目标，加大外部资源的支持，同时要促进儿童主任的组织治理和加强对儿童主任的培训与支持。

基于国内235名一线社会工作者的样本数据，探讨其自我同情对共情疲劳的影响，以及职业自我效能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年龄、学历、从业年限、职业资格、月薪和督导沟通频率后，一线社会工作者的自我同情显著负向预测共情疲劳，职业自我效能显著负向影响共情疲劳，且职业自我效能在自我同情和共情疲劳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建议在一线社会工作者个人层面通过学习运用自我同情、设定专业界限和提升专业素养；在管理层面完善专业督导制度和优化绩效考核制度，以帮助一线社会工作者有效应对共情疲劳及相关职业心理健康问题。

民办支持性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学界主要关注其业务运作以及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模式，忽视了组织转型现象和内部行动策略。文章将X机构作为个案样本，在社会学新制度主义框架下，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分析民办支持性组织如何应对外部环境变迁并构建生存空间。研究发现，该类组织采用了组织业务社区转向、再代理、角色定位生态化以及资源结构多元化等四种转型行动策略。民办支持性组织业务转变的动力来自合法性、效率之间的冲突和融合，最终呈现为“松散关联”现象。民办组织通过再代理策略，与官办组织建立“半嵌入竞争性合作”关系，展示出仪式性行为，由此增强组织在官方层面的合法性。面对市场和技术环境的影响，民办组织通过发展生态化的角色定位来构建竞争力，并不断扩展资源结构以获得稳定的生存条件。研究表明，组织的转型行动策略的形成是基于合法性与效率机制、适应性兼容外部环境的动态结果。这说明，对社会组织来说，合法性与效率并非必然二取其一，而是在组织“非正式手段”合法化的条件下可以兼容。社会组织转型实践应从合法性与仪式性行为角度重视组织的转型行动策略。

社区工作者的能力建设关系到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在城市基层社会的探索。目前能力研究采用了心理学的测量方法来建设能力量表，忽略了我国社会治理的背景和个人能力的发展过程。基于我国社区治理研究中“问题—对策”和“结构—行动”的视角，本研究以上海市的社区工作者为对象，采用访谈法进行数据收集，对案例和能力进行交叉分析。发现多数社区工作者进入社区工作前的职业经历奠定了其能力的基础；在应对各类社区事务的过程中有侧重地、逐步地实现了自身能力的发展；个人与结构性因素的互动设定了能力应用的原则。“问题—对策”和“结构—行动”视角分别解释了社区工作者的能力内容和能力应用原则。基础转换—实务发展—应用原则的路径可以作为具有操作性的社区工作者能力建设方案。

轻度认知障碍(MCI)是老年痴呆的前期症状，因疾病特殊性，其照顾者表现出与压力相关的负面情绪和照顾负担等问题。课题组成员尝试在认知障碍初期阶段对家庭照顾者进行整合干预，从而缓解照顾者的照顾负担。采用准实验设计，对干预组进行社会工作整合干预，并使用照顾者负担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简易自我效能量表和一般应对方式量表对参与者进行干预前和干预后测量，并和对照组进行描述性统计、T检验等统计分析。在干预结束后，对6名照顾者进行了跟进访谈，以更深入地了解和分析照顾者各维度变化原因。研究发现，照顾者的照顾负担没有显著性差异，但照顾负担的情感负担维度显著降低，发展负担维度却有显著提升。照顾者的社会支持有显著提升，自我效能感和应对方式无显著变化。总体而言，对MCI照顾者进行为期8周的整合干预可以增加MCI照顾者的社会支持。但对其自我效能感和应对方式没有显著影响，这与干预对象的样本量和干预的时间有关。同时，结合文献和访谈可知，照顾者的发展负担增加主要受照顾者对疾病认知的增加、客观照顾时间的增加，以及患者的病觉缺失和精神行为症状的增加的影响。

农村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建设关系到整个农村社区的有序发展。基于江苏省1363份样本数据，从“志愿服务”“权益维护”“选举投票”三个角度切入，重点探讨社区认同如何影响农村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结果显示：农村居民对“权益维护”的参与意愿最为强烈，“志愿服务”参与意愿次之，“选举投票”参与意愿最为薄弱；社区认同对农村居民社区参与意愿的影响因公共事项类型不同而呈现差异，其中比较有共性的因素集中于社区生活满意度和对社区未来发展的期许。该研究发现有助于对农村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做出预判，并为引导和鼓励该群体参与社区善治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和组态视角，以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中300个深圳市社会工作者样本为研究对象，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对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两个层面的要素进行组态分析，探究高离职倾向背后复杂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社会工作者的高离职倾向具有典型的“多重并发”“等价性”“因果非对称性”的特点；任何单一前因条件均不是高离职倾向的必要条件，高离职倾向是多个工作条件组合影响的结果；在负性偏向心理机制的影响下，高工作要求所带来的“损耗”效应要强于同等工作资源的“缓冲”，产生高离职倾向要比不产生高离职倾向容易得多，而工作要求过高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不被任何工作资源所缓冲。面对社会工作人才的高流失率，相应的机构应结合实际情况改善工作条件，避免一刀切；社会工作者应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采取合适的方式释放工作压力和不良情绪，降低或避免在负性偏向心理的影响下对身心造成过高的损耗。

易地搬迁推进中，村民面临适应困难、家园重建等社区问题。参与对搬迁村民的自我调适和社区融入尤为重要，促进村民参与成为社会工作服务的题中之义。文章基于参与的理论视角，借助云南省苗村的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以期呈现易地搬迁中社会工作促进村民从象征性参与到伙伴关系的转化机制，以及社会工作促进机制生成的实践逻辑和专业行动。研究发现，服务团队通过反思、沟通以及挖掘在地文化符号等社会工作专业行动，彰显出注重价值理性、聚焦主体需求和尊崇在地文化的实践逻辑。这衍生出参与空间释放、参与意愿增强和参与能力提升三重机制，在上述机制的促动作用下，村民实现参与状态转化。基于上述分析，文章进一步强调，面向不确定的实践情境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任务，机制分析可以成为社会工作应对复杂的实践问题并证明自身成效的路径之一。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冲突显现出多发性、琐碎性与日常性等特征，冲突防控难度加大。以往通过纵向制约进行冲突硬性管控的主流模式遭遇高成本与低成效的悖反困境，冲突治理方式亟待创新。打破传统的路径依赖，引入专业社会力量介入社会冲突治理，有助于增加冲突治理韧性。在考察社会工作与冲突治理耦合性的基础上，以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等为理论依据，以冲突四象限为问题视角，以冲突转化为实践指向，在理论样态和行为样态两个维度构建冲突社会工作的基本范式。

自我污名在精神障碍者中普遍存在，对他们的社会康复可能会带来不利影响。通过问卷形式对330名精神障碍者进行调查，分析其自我污名、希望感、家庭功能和专业心理求助态度的水平现状，探究家庭功能及专业心理求助态度在自我污名与希望感关系中的链式中介效应。研究发现，43.1%的受访者自我污名程度严重，希望感和家庭功能整体处于中等水平，有接近四成者抱持消极的专业心理求助态度。另外，自我污名与希望感、家庭功能、专业心理求助态度显著相关。中介分析结果证实了家庭功能与专业心理求助态度在自我污名与希望感关系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因此，社会工作者在提供康复服务时，可重点从精神障碍者自我污名、家庭功能和专业心理求助态度三个方面作介入，从而消解自我污名及其负面影响，提升希望水平。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呈现出人口结构恶化、生育率下降、新生儿性别比例失调等问题，同时我国家庭也面临着家庭变迁、女性就业、育儿经济压力，以及父亲在养育和教育中的角色缺失等问题，使得家庭生育支持难以满足我国育龄人口日益多样化的需求。与经历了从“去家庭化”到“再家庭化”过程的西方国家生育支持政策不同，我国长期实行抑制人口生育的政策，加之城乡二元的社会政策设计，使得我国只有有限的、碎片化的生育支持政策，“去家庭化”的生育支持服务也较为有限。因此，我国生育支持政策的完善不可能简单重复西方国家的老路，应以“去家庭化”生育支持为主来构建我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顶层设计，健全政策执行体系，加强具体政策的综合性与协调性，努力建设一个“生育友好型”社会。

在社会工作职业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之下，社会工作督导成效已成为影响社会工作服务质量的核心因素之一。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分析Z市社会工作督导模式，并以“结构—关系—权力”分析框架探讨社会工作督导成效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社会工作督导成效不够显著的原因不仅源于外在结构制度的制约、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纠葛，还源于授权机制的缺乏。为此，需要通过完善督导模式运作的保障措施、协调各利益者关系、构建多元中心权力结构等措施，提升社会工作督导成效，推进社会工作发展。

社工站参与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价值主要表现为基层服务理念的转型、服务方式的变革以及服务成效的达成。整合并借鉴“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的核心观点，促进社工站和基层治理现代化双向融合发展，既要遵循政策性、专业性、整体性和有效性的基本原则做好社工站平台和组织建设，也要按照“绘制社区资产地图—明确基层治理愿景—动员社区内外资产—实施系列专业活动—督导评估站点建设”的具体程序和策略进行专业实践，以社工站为支点撬动基层服务型治理新杠杆，助力实现基层治理的粘性衔接。

社会组织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的重要主体之一，如何提升能力以更好地参与协同治理是其发展方向。从社会创新这个内生性视角展开社会组织发展研究是下一阶段合适且有吸引力的方向。社会组织产生是一种组织创新，其理念与价值创新具有独立的社会价值，服务产品则是社会理念和价值创新的载体，资源配置创新，连锁、加盟、授权等组织创新致力于更好地传达使命，提供服务。社会组织创新发展可以回应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中的目标置换、社会组织的理念和价值彰显度不足、社会组织自主性不足等问题。

以国内12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样本，基于“政府—媒体—公众”三维联动的分析框架，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实证分析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的影响因素及其因果逻辑关系。研究表明，技术水平、官员认知、传播渠道、媒体责任、公众情绪、公众需求等六个单一条件变量并不足以构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的必要条件，其是多重条件组合作用的结果。进一步的组态分析发现，高效透明的政府信息公开包括技术赋能型、媒体驱动型和多效合力型三种关键条件组态路径。据此，从转变治理理念、激活科技引擎及提升民意认同等方面为优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提出建议。

社会工作者的金融素养提升对于其自身和服务对象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国内首个社会工作者金融能力提升在线金融教育项目培训的前后测，评估在线金融教育对于社会工作者金融素养提升的成效，并探究个人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参训社会工作者在金融教育背景、参加相关培训机会、平时主动学习金融知识习惯等方面均非常不足，金融素养提升面临挑战；在线金融教育对于提升社会工作者金融素养具有显著作用，其中男性、研究生以上学历、全职工作7年以上的社会工作者金融素养提升最为显著；金融素养提升后社会工作者具有更强开展相关服务的意愿和信心。

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是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有效解决农村存续的诸如经济发展滞后、基层治理低效、生态环境恶化等深层次问题，以实现农村现代化。社会工作助力乡村振兴，应以乡村振兴的目标任务为嵌入点，结合自身的专业特色和优势，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分别发挥其在乡村振兴中资源链接者与政策影响者、组织者与倡导者以及服务提供者与支持者的功能。以“功能定位”为导向，基于农村场域社会工作专业空间、社区资源、制度环境的三重视角，深入分析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据此从加大政策扶持社会工作力度、采取因地制宜的社会工作在地化实践方式、以融合性理念互构社会工作与政府关系的层面，探寻社会工作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

从多维角度衡量儿童基本生活需要和缺失问题，对探索我国脱贫后儿童相对贫困治理及提升儿童福祉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个基于儿童中心视角识别儿童的基本需要的探索性研究，在剥夺和社会排斥框架下，运用Alkire-Foster（AF）方法测度并比较东西部地区儿童群体所感知的多维缺失的状况。结果表明：以儿童为中心构建的指标体系与成人预设的框架不同，成人设计的指标体系多关注儿童基本生存需要而忽视儿童的社会性需要；经济发展地域性失衡影响儿童对于基本生活需要的感知，经济欠发达地区儿童更容易陷入深度长期的剥夺，经济发达地区儿童所感知到的社会排斥更加多元、普遍；区分让儿童感知到剥夺和社会排斥的因素能够作为未来缓解儿童多维贫困、提升儿童福祉的重点。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政策需要继续扩大对当地儿童及其家庭的支持，改善儿童在医疗、能源和学习资源需求方面的匮乏。对于经济发达地区而言，儿童政策需要转向公共服务和社区支持，以减少儿童的多元排斥感。

充分利用互联网改善老年人身心健康状况是积极健康老龄化在数字社会的新内涵。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研究数字社会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互联网可及性对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造成了不良影响，但改善了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互联网参与性改善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况，数字经济发展改善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况，数字社会对女性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更加显著。因此，建议秉承“坚守一个目标、围绕三个角度、坚持三个主体”的原则，统筹构建对老年人健康友好的数字社会，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发展，推动国家积极健康老龄化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