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区“志愿失灵”、居民“弱参与”以及志愿服务供给与实际动态需求错配等现实背景下，创新社区志愿服务提供模式成为学术界广泛关注的议题。从共同生产理论出发，在明确社区志愿服务共同生产内涵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服务发起、资源链接、主体交互、价值创造以及评价反馈等阶段揭示其过程机理。社区志愿服务蕴含丰富的共同生产特征，在组织志愿服务过程中，我们应转变观念，意识到开放的合作系统是社区志愿服务共同生产的行动框架；多主体协作生产是社区志愿服务共同生产的发展方向；服务导向是社区志愿服务共同生产的重要理念；志愿服务共同生产过程中的社区居民不仅是志愿服务的接受者和受益者，同时也是服务的参与者和共同生产者。

伴随《慈善法》的出台，关于慈善与社会工作关系的研究日益成为学界讨论的重点。已有成果研究了慈善事业与社会工作在历史同根、价值共享、实践服务方面融合的可行性；在助人理念、伦理体系、专业性、系统性、资源运作、制度建设方面融合的必要性；在文化基础、理论模式、管理体制、领域方面、目标链接方面的的未来融合路径。既有成果主要存在理论框架缺少、研究议题浅层次、本土化探索不足以及研究视野狭窄问题。因此，文章从拓展学科领域、转变侧重方向、结合本土实践、开拓国际视野四个方面提出该研究领域可能的未来指向。

打造“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者为支撑、社区志愿者为辅助、社会慈善资源为补充”的基层治理“五社联动”机制，有利于推动实现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目标。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形成了以党建为引领的社区组织框架、社区内生力量的激发动员以及社会慈善资源的外部供给等经验做法，但受全能治理的路径依赖等因素影响，“五社联动”机制的有效性未能充分发挥。为此，亟须从政府层级体制、社会志愿参与、社区协商平台以及居民主体意识等多方面入手，推动完善基层治理“五社联动”机制。

社会政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提升民生福祉具有重要作用。中国社会政策依据重要历史节点划分为渐进发展、渐进转型和渐进融合三个阶段，每一阶段分别呈现出单一性、交替性和融合性特点。文章基于历史制度主义方法，分析中国社会政策演进产生以上特点的原因。研究发现，福利供给制度中的自我锁定效应、外部效应、协调效应推动了中国社会政策变迁。而以上变迁是利益选择、效率公平转化以及社会政策系统内部制度体系和外部制度环境共同影响的结果。

柔性治理日渐成为国际化社区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社会文化空间的分析框架，运用拓展个案研究法分析南京市Q社区案例，探究由公共空间、社会关系、社区制度等核心要件构成的社会文化空间治理驱动国际化社区柔性治理机制，挖掘社区治理转型升级路径。研究发现，在驱动实践中，公共空间居于内核性地位，在居民自治理念导引下，通过中外居民主导公共生活与文化规训的方式，驱动“以人为本”治理理念的落地。社会关系居于基础性地位，受多元参与理念指导，经多主体的多元协同、优势互补过程，驱动多元协同治理主体的形成。社区制度居于保障性地位，受政府主导理念指导，经政府部门主导的柔性治理与多元考量，推动柔性治理策略的实施。

社会认知职业理论认为，个人职业选择在环境、个人与行为三者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其中，自我效能、结果期待和职业目标是核心的认知变量，而专业认同和专业能力是影响自我效能的重要因素。专业认同通过自我效能和结果期待影响职业目标，专业能力的提升会对自我效能产生正向作用，从而影响职业选择。因此，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是否选择社会工作作为职业是个人、专业、社会和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专业信念和个人价值观相匹配是职业选择的前提。当专业信念、专业认同和专业能力单因素或多因素与职业目标相匹配时，环境因素对职业选择的影响力微弱，学生倾向于选择从事社会工作相关职业；反之，当专业信念、专业认同和专业能力单因素或多因素与职业目标不匹配时，环境因素对职业选择的影响力增强，学生倾向于放弃从事社会工作相关职业。

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已成为一个被广泛认同的社区发展实践模式。通过梳理现有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发现，学界已经形成了理解资产为本社区发展实践模式的四种取向：资产建设取向、权利取向、社区驱动取向和优势取向。不同的理论和实践取向将产生不同的社区发展思路和方向。在后扶贫时代以及乡村振兴背景下，资产为本社区发展模式给予当下的反贫困和乡村振兴工作四点重要启示：看待乡村和贫困农户的视角要实现从问题取向到优势视角的转变；尝试探索金融方法在反贫困中的创新性运用；培育乡村和贫困人群的主体性；积极推动农村、农民的组织化。

公众信任是慈善组织运行的重要支撑，慈善组织在公众信任违背下应该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实现公众的信任修复。信任违背下的慈善组织具有多种具体的信任修复策略，也可以建立不同类型的信任修复策略组合。慈善组织信任修复策略对信任修复结果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公众的认知归因、情感反应、心理感知等心理因素影响机制而间接产生作用。同时，因慈善组织状况、中国传统文化与制度环境、公众个体特质等因素不同，信任修复策略对结果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信任违背下的慈善组织应该制定完善的策略来修复公众信任，并注重策略对公众心理的影响和对不同情境的针对性，以此来提高信任修复效果。

家户劳动是工厂使用外包方式给予生产资料，妇女以家庭为单位加工商品的劳动方式。基于对河南省X市Y社区从事家户劳动妇女的半结构式访谈发现，2019年至2022年，“农转居”家庭妇女的家户劳动助推了家庭再生产与家庭关系的转变。在家庭再生产方面，优化了家庭的劳动力配置，缓解了家庭的发展压力，提升了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在家庭关系方面，重构了妇女的家庭地位，减少了亲子冲突，强化了隔代情感。

农村公益创投项目作为助力乡村振兴和激发村民参与社区自治的创新路径，其可持续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以黄龙村公益创投项目为例的扎根理论研究发现，农村公益创投实现可持续发展受到政府支持、团队能力、合作伙伴和项目质量四个因素的影响，其背后映射的是农村基层政府、党群组织、社区自组织、社会工作机构等多主体的多元共治。政府支持因素包含资金支持、配套保障和宣传推广，体现政府对农村公益创投项目的支持和保障力度；农村公益创投团队的人员结构、内部关系和专业能力代表团队能力，是影响农村公益创投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因素；社会工作机构作为公益创投的承办方和项目团队的合作伙伴，主要作用于项目督导、资源链接，帮助创投团队提升能力，为项目可持续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帮助；项目是否匹配社区需求、是否有公益产出、是否多元丰富，反映了公益创投项目的质量，是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因素。农村公益创投项目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从这四个维度进行优化和提升。

学校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的重要实务领域之一，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正积极推动社会工作进入学校场域，如何充分发挥学校社会工作的专业力量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文章通过观察云南省L学校的专业实践，基于社会工作系统视角，分析学校社会工作在开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改变媒介系统、服务对象系统、目标系统以及行动系统的实践困境，进而探讨学校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突破策略。研究发现，受到社会工作人才稀缺、社会工作认知度低、社会工作发展环境条件有限、社会工作与学校内部理念差异大等因素的影响，学校社会工作在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开展面临较大挑战。基于此，可以采取为上述四个基本社会工作系统增能的方式，从重视当地人才队伍的培育、提高社会工作认知度、改善社会工作发展环境、输入社会工作价值理念等方面入手突破困境，推动学校社会工作在西部欠发达地区落地与发展。

2023年，社会工作在体制化建设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社会工作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社会工作学术界积极回应了国家战略需求，围绕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学科发展、体制化建设、助力乡村振兴、推进五社联动、关爱“一老一小”、发展医务社会工作、数据与证据、教育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学术界需要积极推动社会工作的三大体系建设，强化实践知识生产；推动社会工作数字化转型，应对数字社会的新挑战；着力构建社会工作教育高质量发展格局，培养高质量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随着医务社会工作的发展，医护人员、患者和家属已经对其形成了具有一定共性的角色期待，跨专业合作因此成为可能。然而，医务社会工作在跨学科团队中面临的核心问题仍然是角色共识不足，角色实践与角色期待差距明显，难以深度融入医疗体系。文章通过2023年在上海、湖北和广东三地开展问卷调查和对某市6家医院医务社会工作部2022年的年终总结报告进行分析发现，推动医务社会工作跨专业合作发展需要同时克服外生性障碍和内生性缺陷，医务社会工作自身的专业发展是跨专业合作的核心基础，而突破瓶颈的内生性路径在于制度化知识的生产和临床技术的自主性发展。

对被污名化群体的创伤后成长研究尚停留在独立影响因素层面，未形成系统化的理论模型或框架结构，使健康社会工作相关循证干预受阻。文章运用范围综述方法，借鉴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理论，在知网和Web of Science等高质量论文数据库中检索到了符合标准的114篇文献。整合相关结果发现，被污名化群体的创伤后成长存在五类影响因素：社会文化背景、家庭及邻里社区环境、资源获取条件、创伤事件性质、人格特质与认知进程。初步建构的“被污名化群体创伤后成长的社会心理决定因素框架”能够为健康社会工作领域开展相应理论研究与实务工作提供依据。

安宁疗护是维护生命终末期尊严的重要关怀服务，亟须将其纳入普惠性事业的范畴，并加以推广。普惠性安宁疗护体系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医院、社区、家庭及其内部的多方机构和主体，专业医护人员在该体系的实践执行中担任核心角色。但由于其服务供给能力的限制，安宁疗护未能下沉至社区和家庭，无法满足公平、规范和可及的普惠性要求。在全人照护视角下，医务社会工作在制度设置和体系内容两个层面上，具备推进普惠性安宁疗护体系构建的专业优势。具体而言，在制度设置层面，医务社会工作可以推动信息共享与交流、资源整合与协调、政策制定与完善；在体系内容层面，医务社会工作在“生理—心理—社会”三个方面提供整全服务、个性化服务与延续性服务。然而，医务社会工作在介入过程中存在阻碍，只有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方主体协同合作，共同解决问题，才能构建起普惠性安宁疗护体系，实现生命终末期的“生死两相安”。

留职意愿是影响医务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稳定性的重要因素。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SWLS)”数据，分析全国216名医务社会工作者的留职意愿情况，探讨工作自主性和医疗体系的工作支持度对留职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作自主性和医疗体系的工作支持度会显著正向影响医务社会工作者的留职意愿，同时医疗体系的工作支持度在医务社会工作者的工作自主性和留职意愿的关系中起到完全中介效应。建议从明确医务社会工作者的职责分工、提高专业自主性、加强跨职业和跨学科的合作与沟通、构建紧密的医疗团队支持网络等方面增强医务社会工作者的留职意愿，保证医务社会工作者人才队伍的稳定性，促进医务社会工作可持续发展。

文章旨在从人生进程的视角出发，深入探讨婚育决策过程在妇科癌症幸存者人生进程重塑中的作用。通过质性研究方法，研究团队在2022年11月至2023年6月期间，开展了线上半结构式深度访谈。研究揭示，妇科癌症作为一项重大生命事件，对其幸存者的婚育决策造成了双重压力：健康挑战与社会角色的期待。在此背景下，妇科癌症幸存者作为主动应对者，积极面对这些压力，不仅体现了其在婚育决策上的自主性，也是其重塑人生进程的关键。特别是那些未婚或未育的女性，在生命的关键时刻面临重大决策，这进一步加剧了其疾病与婚育选择之间的相互影响。婚恋自主性作为个体在恋爱和婚姻选择中的自由与自决权，成为人生进程恢复与重建的核心要素。值得注意的是，婚恋自主性并非仅从传统婚育观念向现代婚育观念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它促使幸存者对自身的婚育观念和行为进行深刻反思，并据此做出调整，从而实现人生进程的重构。因此，健康社会工作应为幸存者提供全面而长期的支持性服务，以缓解其疾病与婚育选择之间的紧张关系，帮助其在复杂的医疗和婚恋决策中找到明确的方向。

民政社会工作者是处于民政系统中，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者。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民政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情绪对于其个人身心健康、工作与服务质量，乃至社会工作专业性发展都有重要影响。文章选取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SWLS 2019)中民政部分的问卷数据，借助SPSS22.0软件对其进行处理，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民政社会工作者的工作角色、职业认同与工作情绪的关系。研究发现，民政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情绪水平较高，工作角色、职业认同与工作情绪呈正相关关系，且对其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建议通过明确民政社会工作者的工作角色、提升其职业认同、关注其心理健康并提供情绪管理培训等促进其积极的工作情绪，推动民政社会工作在职业化和社会治理方面的高质量发展。

共同富裕作为新发展阶段的重要议题和目标，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作用。共同富裕的内涵是全体人民综合生活水平提高，是全域全面共同发展。实现共同富裕需要综合发挥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制度的调节作用。第三次分配是以社会力量为主导的分配方式，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力量的组成部分，在其中大有作为。历史同源性、价值契合性、信念相通性和功能匹配性成为社会工作助力第三次分配的内在逻辑。基于此，社会工作可通过帮助个体改变困境、赋能社区建设治理、弘扬社会集体文化、发挥专业角色功能等途径助力第三次分配，促进发展成果高质量、高效率的共建共享。

从社会公平的视角研究女性的公共参与。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21)”的数据，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社会公平感对女性公共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我国女性的公共参与程度较低，社会公平感处于中等水平。社会公平感对女性公共参与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控制人口特征变量的影响和作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即女性的社会公平感越高，其公共参与度越高。另外，政治面貌、教育程度等人口特征因素对女性公共参与也有显著影响，中共党员相较于非党员有更高的公共参与度，教育程度高则公共参与度也高。社会工作力量在营造社会公平的氛围上有独特优势，将助力于女性的公共参与。

在深化基层社会治理建设阶段，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整合服务愈加注重风险管控与生活康复服务的融合，推动服务社会化，以及加强服务衔接的系统性和连续性，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在整合服务上面临困难，亟须从实践中探寻整合路径。文章针对深圳市南山区社区精神卫生防治项目展开参与式行动研究，发现在将患者从医院向社区转移接续的过程中，面临整合风险管控与生活康复服务的挑战。而精神卫生防治专职社会工作者作为个案管理员开展整合服务，能够通过日常访视提供人文关怀，与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属建立合作关系，提升服务机制的协调性。其在患者病情复发时，可联动“五位一体”机制及时将患者送院治疗，平时则深入社区生活环境，帮助患者重建生活康复所需的社会支持。这种整合服务的模式不同于传统临床导向的生理—心理—社会模式，而是基于临床—制度的整合逻辑，更加强调在“社会”维度开展整合，以此回应基层社会治理对以人为本和公共安全的双重要求。该模式扎根于社区生活场景，有助于推进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整合服务的精细化发展和社区公共安全空间建设。

以海南省A市某社会工作组织为例，探索社会工作者这一情感劳动者是如何通过划分边界来获得积极的工作体验的。研究发现，社会工作者通常采用深层表演的策略破除边界，和案主建立亲密关系，以建构职业认同。而在社会工作组织这一场域内，社会工作者则团结起来，形成情感共同体，采用边界清晰化的方式来对待过度的行政干预。在与基层政府及其代理部门的互动中，社会工作者则进行表层表演，以在模糊的边界中维持自身工作的平衡。应将情感劳动纳入社会工作者的边界生产策略，关注社会工作者在跨越不同边界时的情感策略及其深层逻辑。

以Robbins压力模型和情绪劳动理论为基础，探讨情绪劳动在社会工作者工作压力和离职意愿之间的中介机制。将情绪劳动分为工作满意度和职业倦怠两个方面，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对中国社会工作者职业现状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工作满意度和职业倦怠在工作压力和离职意愿中发挥中介作用。工作满意度在工作压力和离职意愿中表现为负向作用，即工作满意度越高，职业倦怠感和离职意愿越低。相反，职业倦怠在工作压力和离职意愿中表现为正向作用，即职业倦怠感越高，离职意愿越高。此外，职业资格在其中发挥调节作用。

实地调查发现，城市困境儿童福利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障，但仍存在散居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不足、医疗救助政策覆盖面窄、康复扶持发展不均衡、教育帮扶支持失衡等问题。城市困境儿童福利权实现受阻的主要原因是福利权贫困，具体表现为福利权实现程度较低、福利政策落实受阻、福利权缺乏稳定的法律保障。因此，应从福利权“脱贫”角度建立城市困境儿童福利权“脱贫”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以平等价值为原则，以满足儿童需要为目标，由多元福利供给主体分工配合，以儿童福利权实现为评估标准的城市困境儿童组合式普惠型福利制度，切实保障城市困境儿童福利权的实现。

从国际经验和趋势看，由社区供给养老服务日益成为主流。对于失能失智老人来说，社区托养模式具有家庭抚养和机构养老无法替代的优越性。我国社区照护和托养服务起步较晚，社会政策支持还不到位，整体服务水平仍然不高。不论是制度保障水平、服务标准规范，还是养老资源的配置，都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失能失智老人的庞大需求。因此，可以从提高制度保障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加强服务供给主体的运作协同性、区分服务内容的层次差异性、加强服务资源的高效整合、开拓创新社区托养模式、不断加大科技赋能力度、注重人力资源的可持续性等方面，提升社区托养服务水平。

以海南省的实证案例，探讨多边平台治理模式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用及其效能。借助因子分析和主成分分析，通过信息沟通效率、资源整合能力、协同行动能力和实际治理成果4个维度的指标评价体系，对海南省18个市县运用多边平台模式防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效能进行量化评价与排名。采用多元回归分析，选取社会参与度作为因变量，分析经济实力支持、社会动员支持、医疗救助支持、信息技术支持等多个公共因子的影响。研究显示，多边平台模式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效能具有显著优势，能够增强信息共享，提高资源在公共领域的配置效率，实现社会治理的精细化和智能化，进而激发创新活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不合理地使用手机容易引发青少年手机依赖，进而对其身心健康、学业表现和社会化造成不利影响。现有研究表明青少年个体的心理需求满足、家长的教养能力以及亲子关系是影响青少年手机依赖的重要因素。据此，采用多家庭小组工作方法对具有手机依赖倾向的青少年及其家长进行干预，并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测量干预效果。结果表明，准实验干预组的服务对象相较于对照组的服务对象有明显改善。青少年的心理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家长的教养能力亦得到提升，双方亲子关系更加和睦，青少年手机使用时间减少，手机依赖程度显著减轻。由此可见，针对青少年手机依赖的多家庭小组工作干预取得了短期的积极成效。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已经成为中国人口发展的时代特征，需要理论指导和实践创新来促进外来务工人员社会融合。文章运用跨学科研究理论框架和参与式的研究方法，从学术研究、政策制定和实践运作层面，对江苏省常州市的国际合作“康健计划”行动项目进行了长期的技术支持与跟踪评估,总结了研究经验，进行了理论思考。常州市的实践研究证明，通过跨学科研究思路和社会各部门合作者高度参与的运作方式，当地政府已经建立了一个针对企业外来务工人员的多部门合作社会支持系统，完善了相关管理政策，提高了他们的健康水平和社会适应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获得市民化服务，并融入社会。

基于社会工作本土化和专业化的需要，嵌入性和自主性构成了社会工作发展的两个基本策略。自主性的提出是为了弥合嵌入性策略下结构与行动之间的张力，并进一步衍生出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研究进路。通过对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后现代社会学理论基础以及我国四种主要解释框架进行梳理后发现，解释框架之间具有两个相同点：其一，强调实务经验在知识生产中的积极意义；其二，认同实务者在学术分工中的研究地位。但社会工作实践研究尚未形成基础性的研究共识，且研究仍停留在认识论的阐释层面，由此导致了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核心议题和研究边界存在模糊性。因此，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未来方向应在确立学术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上，建构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基本范畴。

文章旨在系统整合现有研究成果，探讨影响老年人选择与接受安宁疗护服务的相关因素，为我国安宁疗护服务的推广提供针对性的理论支撑与依据。检索并筛选包括PubMed、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SinoMed)在内的9个国内外数据库的相关研究文献，从纳入的11篇文献中提取13个相关因素，运用Revman5.3和Stata17.0软件对数据进行提取与分析。结果显示，老年人安宁疗护服务需求及接受度与年龄、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居住情况、死亡态度、是否有体验或目睹过急救施行的经历有关。高龄、受教育水平较高、具有正向的死亡态度、未婚独居、有体验或目睹过急救施行经历的老年人安宁疗护服务需求与接受度更高。

伴随国内社会企业的发展，社会工作和社会企业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社会工作开始尝试从专业理念与伦理及价值观、专业方法、组织结构、社会工作者、专业相关资源等多个角度融入到社会企业当中，这成为探索社会工作和社会企业多元化发展道路的有益实践。然而，社会工作融入社会企业运营的现状并不理想，其实践过程面临诸多挑战。通过对成都市的社会工作融入社会企业运营实践的分析发现，其实践过程受到组织决策者的认知和态度、社会企业“社会”和“市场”双重属性的平衡程度、组织运营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要进一步促进社会工作融入社会企业实践的发展，就需要加强政策法规的明确扶持和监管，从战略层面系统筹划社会工作在社会企业运营中的参与，强调社会工作机构对自身专业性的坚守。

虽然我国已经消除绝对贫困，但是女性相对贫困是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命题。文章在整合共同富裕和相对贫困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女性相对贫困治理的“收入—福利—资产—发展”四维分析框架，考察我国女性相对贫困的现状及其成因，并提出治理策略。研究发现，女性相对贫困表现为女性职业收入整体低于男性、社会保障不充分、资产建设不足、发展通道窄于男性；“性别文化—性别秩序—功能保障—性别分工”的交互作用是其成因。在此基础上，提出治理女性相对贫困的具体路径：塑造包容的性别文化，建设性别公平的民生保障制度，推进多元主体参与，形成治理合力。

基于目标置换效应，深入分析社会组织的项目运作过程后发现，社会组织疲于完成项目的量化指标，服务对象的需求被考核指标和项目委托方的需求所置换，在项目运作中普遍存在形式置换内容的行为，体现出重形式、轻内容，重文档、轻服务，服务活动化与娱乐化，服务随意化与碎片化，服务对象同质化与重复化等目标置换特征。项目设计欠缺需求调研，目标设置偏重量化指标，在执行中缺乏双向沟通机制，外部监管采用重文档、重财务的评价方式，致使社会组织为迎合评估而弱化服务成效，因缺乏资源与人才而难以进行专业化发展，出现各种目标置换问题。要破解社会组织项目运作中的目标置换问题，就需要在项目发包前进行科学的事前评估，减少合同中严格的量化指标，加强双向沟通机制建设，强化服务成效评估，以及加强社会组织专业化服务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要求专业社会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治理实践中彰显更为积极的效能。从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来看，早期更多呈现为技术移植与价值内化的共进，而后则注重增强专业化与本土化的互构，逐步实现社会工作的在地融合。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要求，需要推动社会工作从本土化向新本土化、从嵌入参与到嵌合共生的转变，在原有初步本土化的基础上，融入中国特色治理体系，更加有效地推进社会工作在地化实践。然而，因本土国情、社情、民情产生的政治合法性有限的情况下治理体系内结构性位置的缺位、法律体系建设不足的情况下专业话语权的缺失、社会承认有限的情况下职业身份认同的匮乏、路径依赖约制下协同联动能力的薄弱等多重困境，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及其效能彰显。因此，从政治合法性构筑、制度与机制转化、专业人才培养、多元联动体系建设等多个层面寻求社会工作新本土化实践的突围，或将成为高质量发展要求下社会工作融入国家治理体系、有效回应民生福祉的可能路径。

从2008—2021年，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简称社工师考试)已实施了14年，累计约20万人获得了相关证书。为了评估该权威性考试的内容效度，文章以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体系以及安德森对该体系的修订版本作为框架，采用量化的内容分析方法，对2008—2021年该考试三门科目(《社会工作综合能力(中级)》《社会工作实务(中级)》《社会工作法规与政策》)考题所考察的知识类型和认知过程进行量化研究。结果表明，社工师考试主要考察的是陈述性知识(社会工作理论知识)而非程序性知识(社会工作实务知识)；社工师考试考察最多的是“记忆”这类层次较低的认知过程，而忽视了对更高级认知过程(如分析、评价、应用等)的考察。所以社工师考试实际所考察内容与其所欲考察内容之间的契合度(内容效度)有待提升。

从我国循证社会工作发展价值、挑战、状态与应对方面阐述循证实践如何落实于社会工作中。循证社会工作发展具有提升人才与服务质量、提高获得学科内外认同可能性、融合研究与实践于一体的诸多价值。不过，在“本于证据，终于证据”的实践过程中，循证实践受到行政主导、个人时间和能力有限、机构支持不足以及证据使用性问题等因素的挑战。研究发现，多数一线社会工作者与本科生不了解循证社会工作概念，这代表我国循证社会工作处于低度发展状态。循证教育是突破实践限度的关键，应积极倡导循证实践价值与成效、融入循证实践要素于课程中、建立大学—机构伙伴关系，设计改良版循证培训指南，并与实务工作者合力促进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之间的相互转化。

以霍耐特承认理论为指导，采取典型案例研究方法，对边疆民族地区——保山市的S机构承认历程进行探究。结合多元承认主体、双重承认维度和生命周期历程，将S机构获取承认之路构建为承认过程的生命周期模型。在S机构的初创期、成长期和稳定期，自我承认、政府承认和社会承认显现出不同特征，助推S机构的发展。S机构也遭遇一定程度的蔑视和挑战。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工作机构需认识到承认获取的螺旋过程，在现实境遇中力争突破。

患儿在诊疗过程中普遍存在医疗恐惧情绪，医疗恐惧有可能导致患儿逃避就医、迟延治疗。文章采用准实验设计，探究基于认知行为疗法理论的“阅读+游戏”疗法的联合模式减缓患儿医疗恐惧的可行性，从而构建社会工作干预患儿医疗恐惧情绪的有效服务方案。运用混合研究方法，选取云南省X医院18名白血病患儿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实施“阅读+游戏”疗法的小组干预，对照组不进行干预。结果发现，干预前，两组患儿的医疗恐惧程度、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病龄均无统计学意义；干预后，干预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与对照组比较，干预组后测得分显著降低，干预效果明显。因此，基于认知行为疗法理论的“阅读+游戏”疗法能够有效改善患儿的医疗恐惧情绪，提高患儿治疗的依从性。“阅读+游戏”疗法能通过相对轻松、愉快的方式缓解患儿的医疗恐惧情绪，在干预医疗恐惧中具有一定的推广性和适用性。“阅读+游戏”疗法也要密切结合其他治疗方法，并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综合干预，干预措施也需根据个体情况进行具体评估和调整。

引入“协同演化”概念，以更加整全的视角看待政社互动中的“双向运动”和“双向优化”，并搭建起“环境—利益—学习”的政社协同演化机制分析框架。文章从认知互构、知识互学、服务重组三个横切面呈现D社工站与镇政府的协同演化过程。政社“双向运动”表现为政府部门对社会组织的行政干预、服务增量和吸纳，以及社会组织展开的“自我保护运动”；“双向优化”表现为社会组织推进专业服务的情境能力和开展“自我保护运动”能力的提升，以及政府部门基层协同治理质量的提升。政社协同演化机制包括环境机制、利益机制和学习机制。环境机制是指国家和地方政府构建的协同治理格局，为政社协同演化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条件。利益机制是指政社的相悖利益对“双向运动”的牵引，共同利益和共容利益对“双向运动”的牵制，以及共容利益对“双向优化”的牵引。学习机制是指政社双方通过学习行动引起的适应性特征调整。

文章基于广东省12355青少年心理热线的海量数据，选取中小学生样本近4万例，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卡方检验展示了三种类型心理求助的差异性、平台回应机制，并借助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构建风险预测模型。研究显示，来电的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基本良好，但存在一定比例的心理失调和心理高危情况；热线数据变量与心理健康存在相关性，个体、家庭、环境三大因素均显著影响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风险预测模型可以较好地预测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研究发现，初中生及非在校生是心理问题高发人群；学业压力是触发心理问题的主因；男生和女生在不同维度上有不同的心理表现；心理求助量持续上升，但现有配套资源与支持难以满足需求；热线来电存在时空分布的内在规律及不均衡性。因此，应加强数据要素应用，使政府决策更加科学化；利用数字技术赋能人工服务，使社会治理更精准化；缩小城乡区域间的数字鸿沟，使公共服务更现代化。这三个策略能够提升“依据数据治理”的成效，从源头做好风险控制，让12355热线成为心理健康工作的“预警器”和“安全阀”。